闻一多，原名闻家骅，湖北省浠水县人。他出身“世家望族，书香门第”，在清华学校学习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毕业后赴美学习美术，1925年回国后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2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红烛》。1929年又出版了《死水》。他的主要诗作都收于这两个集子中。他有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素养，又在西方接受绘画的训练。在开始写诗时，被认为是个“极端的唯美主义者”。一部《红烛》最鲜明、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色彩》中他歌唱色彩，也就是歌唱艺术的价值:
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情热，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粉红赐我以希望，灰白赠我以悲哀；再完成这帧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的色彩。因为有了艺术才有了生命的价值，同时，为了艺术也可以献出生命。《剑匣》以精心雕镂剑匣比喻对美好的追求，最后“我用自制的剑匣自杀了！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在《艺术底忠臣》中，他表示“美即是真，真即美”，他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个做了艺术底殉身者”。他所要抒发的就是这种对美、对艺术的忠诚，以及在创造过程中追求的执著，失败的苦恼之情。但闻一多爱艺术与爱祖国是结合着的。他对于那“东方的恬静底美”是极赞扬的，他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所以《忆菊》一诗在歌颂了“自然美的总收成”时，禁不住满怀激情地唱着:“秋风啊！习习的秋风啊；我要赞美我的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在《孤雁》、《太阳吟》中也表达了身处异域的“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到了写作《死水》时，闻一多已从歌唱艺术的美，转而直接地歌唱爱国主义，并由此而开始诅咒那黑暗的现实，也有一些诗是直接地描绘现实的。“三一八”惨案后他发表了《文艺与爱国》，虽然仍认为诗人应超脱于政治之外，但又认为“爱国运动能够和文学复兴互为因果”，两者应该携起手来，为祖国而死就是伟大的诗篇。《静夜》一诗极生动地表现了在那个新与旧搏斗交替的时代，一个正直的爱国诗人是无论如何不能安坐在艺术的象牙塔中的:如果只是为了一杯酒，一本诗，静夜里钟摆摇来的一片闲适，就听不见了你们四邻的呻吟，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贿，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听！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静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于是，他不能不在更多的诗篇中表现他对祖国、对现实的情怀。《一个观念》、《祈祷》、《一句话》等诗，就是抒写对祖国的火热之心的。在《发现》、《死水》中则表现爱之甚、求之切，因而对祖国现状的强烈不满。《死水》所表现的情绪，与郭沫若《凤凰涅槃》中风歌的“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在精神上是十分接近的。因此，闻一多不再停留在对抽象、缥缈的美的赞颂，而去刻画活生生的实在的生活了。尽管由于生活的局限，他的刻画显得还比较浮面(如《荒村》、《罪过》、《天安门》等)，但表现了诗人的心与人民生活的接近。《洗衣歌》一诗仍是爱国主义的主题，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高度民族自尊心，在殖民主义思想面前的极度愤慨，也表现了“毫无奴颜媚骨”的殖民地人民的最可宝贵的性格。诗中所表现的铮铮铁骨和对资本主义的藐视之情，与作家后来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拍案而起”的精神，完全是一脉相通的。闻一多的诗最能体现新月社对诗的主张。徐志摩也认为“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他的每一首诗都表现了艺术上的严谨。在语言上，他非常讲究借喻。由于想象的丰富神奇，许多比喻出人意外却十分贴切，成了闻诗艺术上的一大特色。他写具体的物，如写景致:“芭蕉的绿舌头舐着玻璃窗”，“铅灰色的树影，是一长篇噩梦，横压在昏睡着的小溪的胸膛上”。这种拟人化的写法比比皆是。他写抽象的事，如写奇怪的思想:“仿佛从一座古寺前的尘封雨渍的钟楼里，飞出一群蝙蝠，非禽非兽的小怪物。”这种把抽象的与具体的贯通在一起，使诗的形象性非常强。诸如“这贤良的桌椅，朋友似的亲密”，“驮着灰色号衣的战争，吼的要哭了”等等，都明显地看出是在“做”诗。加以注意运用民族文化传统，所以他的诗是秾艳的、绚丽的，但有时如朱湘所说，太“文”与太“累”。包括《死水》，反复地用了种种色彩斑斓的词藻来刻绘，这正是诗人刻意追求绘画美的实践。比较起来，象《发现》、《洗衣歌》倒显得更朴素爽朗些。闻诗除了音节的谐调，也注意到文字的整齐，但绝无生硬之感。如《洗衣歌》，就象是非常整齐的建筑群，却看不出有意增删的痕迹，似乎是自然天成的。他的诗音乐感也很强。在闻一多之后，便很少有人为新诗格律的创造花费这样多的心血，创造这么好的成果。他是郭沫若之后为开辟新诗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徐志摩，浙江省海宁县人，曾留学英美，他的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