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打铁，母亲种菜，一家人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收入却极低，生活难得温饱。向秀受够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饿折磨，对能吃的食物特别珍惜，从小就养成了节约粮食的好习惯。他吃饭时掉了一个米粒都要捏起来抿进嘴里，每次吃饭都吃得干干净净。他入朝为官后，有了丰厚的俸禄，完全可以过花天酒地的上流社会生活，但他却把钱财广济穷人，自己仍然保持着穷家子弟的俭朴作风。他每次坐着朝廷配给的牛车外出公干，吃饭时坚决不接受宴请，一不进官衙，二不进驿站，三不进酒楼，四不进饭馆，总是要把牛车赶到大街上小吃摊边自费就餐。他若发现小吃摊上有人吃不完而剩下的食物，常常会心疼得直跺脚。时间长了，同僚们对向秀的这种行为嗤之以鼻，官场上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讥讽向秀是“一国俭”，意思是说“一国之内唯有向秀最俭”。向秀不怕嘲笑，仍然理直气壮、我行我素，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穷人情结，时时刻刻和穷人心连心。
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向秀家乡一冬无雪，春旱无雨，田地里的麦苗长得稀稀落落，老百姓欲哭无泪，忧心忡忡。向秀得知了家乡的灾情后，多方筹款购买粮米运回家乡，还带领家里人每天在京城的各个饭店收集遗弃的馍餠和米饭，回到家选择还能食用的切成馍片、拍成饭饼，晒干后妥善地储存起来。这些干粮黄的黄，白的白，混在一起，装入麻袋。向秀给它们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金银饼”。日积月累，装满了金银饼的麻袋垛满了向秀所住的屋子。
当年秋天，向秀的家乡闹起了蝗灾，庄稼颗粒无收。临近年关，十家就有九家揭不开锅，很多人饿得奄奄一息。向秀得知这个消息后，就雇用了十几辆牛车把储存的“金银饼”全部运回了家乡。在这生死关头，村里人吃上了“金银饼”，男女老少都赞颂向秀是他们的大救星。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向秀积劳成疾，死于任上。村里人知道后，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几百人成群结队，头系白布，步行二百余里，纷纷赶到京城洛阳为向秀哭灵，然后人人手拉灵车，返乡途中哀声不绝，将这位家乡伟人隆重葬于村子的南地。村里的所有人口，不分男女老幼，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衣襟兜上一包黄土，虔诚地为向秀添墓，竟然堆成了一个高大的巨冢。村里的不少人家有感于向秀的恩德，就自发搬迁到向秀冢的附近居住，日夜守墓，陪伴向秀。后来，这里人口逐渐多了，形成了一个新的村庄。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难养生论》为向秀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而著，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并非其真实意识表示。
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终于在魏晋之际，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奋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却抑郁而终。面对现实，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沿着“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