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墨家作为思想体系和学派还渐消失无闻，并且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相类似的独立学说、思潮或派别。这大概是由于，尽管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手工匠作和农民仍大量地长期地存在，但已经没有像氏族结构彻底瓦解的春秋战国时代那种自由的社会环境和自由的意识气氛。
墨家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特别在独尊儒术以及后来佛教东来之后，小生产劳动者文化落后，见闻闭塞，经年累月束缚在自己的狭小天地内，一般便受着杜会统治意识的控制和支配，很难从自身中再产生像墨子这样的思想家或思潮学派。
因之，只有在社会发生大分裂,即阶级对抗非常激烈、要求明确区分阶级界限的斗争时刻，那些力图表现本阶级独特利益，要求和理想的意识、思想纲领、口号，才可能被突显出来和提上日程。这个时刻主要就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起义总是亵卷了各种手工匠作于其中，并且由于后者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纪律、组织（如师徒、行业等）训练，使他们经常成为起义队伍的各方面的骨干或领袖。
中国历史上有频繁和巨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有关文献大都无存，已无法考察、了解它们的意识形态，而且由于大都是“铤而走险”、“官逼民反”，不一定能有条件和时间作真正的自觉思考或理论准备。然而，就在极不完全的挂一漏万的残存材料中，也仍然可以看出其中好些基本思想倒是与上述墨子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的。
陈胜
最早的例子是陈胜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著名传说。它不一定有何深意可言，但与墨子所讲“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在思想特征上似乎是可以相通的。只是一个是在和平时期讲“尚贤”，认为从“贱人”中也可以举拔贤能；一个是在起义时期认为“贱人”也可以作将相以至帝王。它们在反对等级不能逾越和“富贵在天”的命定思想上是同一种语言。又如，保存在《太平经》里的少数片断字句，比如强调“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一再反对“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后生反欺老者，皆为逆，故天不久佑之”等等思想，也可以与墨子主张“强力”“兼爱”联系起来。
尽管《太平经》早已成为统治阶级“惩恶扬善”、修道求仙的正统典籍，但这部道家汇集中的某些东西又确曾与农民起义（如张角）有关。
从历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某些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看，例如几乎都以某种超自然的人格神（即“天意”）作为主宰、命令来支撑和证明起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组织队伍，统一意志，严格纪律。农民起义也常常是反贪官而拥戴“好官家”、“好皇帝”以及一面讲求博爱、平等、共患难，一方面又承认甚至强调等级上下的差别，与墨子的矛盾两面都有相通或相同之处。
尽管农民起义大多打着道教、佛教的旗帜，并不理墨子，但这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墨子，而墨子本人也非神或佛。当然，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某些基本观念比墨子思想要远为激进和彻底。例如进行大规模的杀戮，便不能讲“非攻”。例如提出平均土地或财富，也远非墨子思想所具有。
汉代以来作为统治阶级意识的儒家也反对过分的贫富不均，也讲仁爱，也讲天命甚至制造谶纬“符命”来作为政权的“天授”依据，甚至也渗入农民起义中；但农民起义中的宗教信仰和博爱精神主要是当作统一意志、发动群众的行动纲领和组织力量，并直接地具体地落实在集团的战斗行动之中，与儒家讲的仍不相同,而毋宁说与墨家的特色相接近。
墨翟
墨家不存在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并不常有，但小生产劳动者却长期存在。这种社会基础使墨家的某些观念行为以至组织形态，不但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表现在始终不断的下层秘密会社中，如讲义气，重然诺，行兼爱，“赴汤蹈火”，以及《水浒》上梁山英雄们那种遭压迫而共患难、称兄弟，排座次又讲身份、崇官职……，等等，而且还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改变了的状态和途径比较间接地展现出来。
墨家继承的情况分析
因之关于墨子思想的继承影响问题便十分复杂，简单看来，也至少有两种情况。
1、被社会统治文化的主流儒家所吸收消化。
墨家的好些思想如功利和平等，已经以不同方式渗入或溶合在法家和儒家思想中。特别由于儒墨两家原都以古代氏族传统为背景，他们对氏族制度这一社会体制和秩序都是基本肯定的，对人生世事、政治经济也都采取积极作为的态度，都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讲任贤使能。
只是一个从氏族贵族立场出发，所以强调等级差别，重视礼乐文化和个体价值，强调维护“周制”；一个从下层生产者出发，反对奢侈生活，抨击、排斥任何非生产性的消费，强调集体互助，幻想博爱世界，主张“行夏政”。但它们同道家彻底否定氏族制度，要求回到最古的动物式的世界里去，从而否定任何文明、秩序，对人生世事采取虚无消极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也与以后单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以传播某些科技文化或贩卖政治策略为特色的、漂浮在上层而没有自己切实的现实根基的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等很不相同。所以诚如学者所说，墨子“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既然有上述这些共同基础和特征，儒家也用不着花多大气力，便不留痕迹地吸收了所可以容纳的墨子中的许多思想和观念。
韩愈说：“儒讥墨，以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尚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尚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韩愈
韩愈是以“卫道者”即捍卫儒家孔孟之道，力排佛教异端而著称的，却居然这样对待墨子，不奇怪吗?当然韩愈是大大地夸张了孔墨的共同处，并且也不敢提及墨子的非乐、节葬等直接与儒家相冲突的东西。但由于孔墨毕竟有某些共同的现实基础，所以如“尚贤”、“节用”、“非攻”以及“兼爱”、“尚同”等，就都比较容易地与儒家学说相沟通，就是“天志”、“明鬼”与儒家（例如董仲舒）也可以找到共同处。因为这些是农业小生产国家中无论上下层都大体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是由于阶级的差异，这种吸收接近又仍有一定的限度。
韩愈的“博爱之谓仁”仍不等于墨子的兼爱，不过是在儒家亲亲尊尊、爱有差等的基础上的某种扩大而己。至于墨家那些“侵差等”、“有见于齐”、“欲使君臣上下同劳苦”的平均思想和反文化的苦行思想，则为社会上层代表的儒家所当然拒绝。
2、存在于侠义精神为代表的，植根于底层的历代秘密会社的组织中。
从法家的“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乱禁”，到汉代的打击游侠豪族，对于继承墨家思想的侠者，自然成为历代统治者不能相容的打击对象。这样，侠义精神不得不以一种秘密的代代相传的秘密会社组织形式在夹缝中存在着。
对于底层的老百姓，对于侠义精神天然融入了其文化基因的深处的。比如，当受到盗贼伤害时，自然而然的期盼有人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对于侠义精神的崇拜，也体现在历代的通俗话本小说中。这种靠说书人口头传送的故事，成为底层百姓津津乐道的谈资。
所以与其说墨家消亡，倒不如说它化为一种文化基因，存在于中华文化的深处。我们谈它、用它却不知道这就是墨家，它变了种隐蔽的方式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