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开始于行为研究，又回归到了行为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观念变革。
（1）最初的行为研究。
在中医经典文献《黄帝内经•奇病论》中已经明确从行为方式上阐述糖尿病：“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隋代医学著作《诸病原候论》在防治糖尿病的指导中直接指出了运动与进餐时间安排问题：“先行一百二十步，多者千步，然后食。”唐代医学著作《千金方》中记载了行为方式不仅是疾病的起因，也是疾病复发的原因：“不减滋味，不戒嗜欲，不节喜怒，病已而可复作。”明代医学著作《景岳全书》中，进一步强调了营养改变和生活方式变化的问题：“消渴病，其为病之肇端，皆膏粱肥甘之变，酒色劳伤之过，皆富贵人病之而贫贱者少有也。”清代医学著作《辩证冰鉴》描述了进食对解除消渴的意义：“得食则渴减，饥则渴尤甚。”这些宝贵的经验，为今天的糖尿病行为研究奠定了基础。
西方最初的行为研究把糖尿病研究引向了错误的轨道。John Rollo观察到患者在进食谷物之后尿糖增加。这实际上是血糖升高的应激缓解，因此患者会表现出身体舒适。但是西方研究者习惯忽视患者主观感受而注重观测者的发现，所以后来的研究者长期把这一现象理解为碳水化合物摄取过多使病情加重。甚至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严格限制碳水化合物的错误指导。这些错误在随后的行为调查中被证实是错误的。
西方有积极意义的行为研究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节俭理论提出开始的。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剑桥大学Hales教授所领导的一项调查结果对重新认识行为研究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亚洲人西方生活化后Ⅱ型糖尿病发病率迅速升高，欧洲人的发病率则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饮食结构改变造成了Ⅱ型糖尿病的爆发。糖尿病不是因为谷物吃多了而导致的，而是谷物吃少了。
（2）激素的发现和治疗。1889年，Mering和Minkowski发现切除狗的胰腺后发生了类似人类糖尿病症状。这实际上是一种在糖尿病中比例非常小的一种情况，在本《指南》中称为β型糖尿病。1921年，加拿大外科医生Banting成功提取了胰岛素，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此后数十年，医学界一直把这种发病率很小的β型糖尿病当成了最普遍的糖尿病，并由此发展了大量的降糖药物和激素制品。
（3）胰岛素抵抗与Ⅱ型糖尿病认识。随着人类监测胰岛素水平的提高，美国内分泌专家Reaven发现，糖尿病患者存在大量的胰岛素分泌正常甚至水平改与正常的情况。胰岛素抵抗和Ⅱ型糖尿病的概念都由此产生。1988年，Reaven获得了美国糖尿病研究的最高奖项Banting奖。2004年，卫生部老年病研究所柳晖公开的检测结果：在54名初发Ⅱ型糖尿病患者检测中无一例外的都是胰岛素分泌增强而非减弱。这表明，胰岛素分泌不足只是Ⅱ型糖尿病维持过程中的一种后果。这些研究的重大意义是：切除胰腺制造的病理模型对最广泛的糖尿病患者而言是不适用的。
（4）聂文涛长期关注人体升高血糖的动机，其研究回归到行为研究方向。聂认为，糖尿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代谢功能衰退与应激，所以，糖尿病康复途径应由帮助人体代谢转变成训练人体代谢功能。糖尿病是分解运动带动合成运动的结果。分解运动的后果是体内大量制造葡萄糖，因而使血糖升高。所以，糖尿病维护措施应由努力降低血糖转变成为避免刺激血糖升高。这样，糖尿病康复途径和维护方式都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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