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立德立行是王安石的思想吗?

如题所述

不是王安石的思想。

三不朽, 指立德、立功、立言。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所著《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 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所著《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曾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

叔孙豹则以为不然,他认为这只能叫做“世禄”而非“不朽”。在他看来,真正的不朽乃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言及“立言”的不朽,叔孙豹特以鲁卿臧文仲为例,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

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所著《国语·晋语八》对此亦有记载:“鲁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殁矣,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历史上的臧文仲何许人也?他立了何言而被视为不朽?原来臧文仲系春秋时鲁国大夫,屡建事功,且长于辞令,就为政立国之事多有高论,在诸侯国间广为流传。

他所谓的“立言”是与“立德”、“立功”紧密相联的,并非仅以立言为职志。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口碑不错的历史人物,孔子却批评他“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所著《左传·文公二年》)。看来,要想做到“三不朽”或其中之一二,殊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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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在后人对“三不朽”的解读中,“立德”系指道德操守而言,“立功”乃指事功业绩,而“立言”指的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当然,无论“立德”、“立功”或者“立言”,其实都旨在追求某种“身后之名”、“不朽之名”。

而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正是古圣先贤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质欲求而追求精神满足的独特形式。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屈原的《离骚》讲:“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立名者,行之极也。”诚然,历史上晋代文人张翰曾说过“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唐代诗人李白亦讲过“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但事实上,二人虽则酒没少喝,但诗文佳作也没少写。

可以说,对死后不朽之名的追求,可以激励个体生命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拼搏奋进,建功立业;而置个人身后名誉于不顾的人,则难免流于酒囊饭袋、行尸走肉,甚或沦为恶棍暴徒、独夫民贼。

历史上,功勋卓著的拿破伦生前总担心自己在十世纪后的世界史上连半页纸都占不到,结果名垂千古;而生前放言“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的法王路易十五,自然遗臭万年。

同时,对不朽之名的追求是要付出非凡代价的,被历史大书特书的旷世伟人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并放弃凡俗的某些物欲与私利,而后才功成名就的。

例如,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周游列国,讲学传教,结果畏于匡、困于蔡、厄于陈,“累累若丧家之犬”。再如,司马迁因说真话而遭到宫刑,仍能忍辱负重,发愤著书,遂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当然,历史上也有些人借名求利,名利双收。但浪得的虚名不会长久,最终难逃历史老人的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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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9-05-23

不是。立言立德立行出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原文:

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释义: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次一等的是建立功业,再次一等的是树立言论,虽然死去很久但业绩长存,这就叫做不朽。

立德:树立德行。

立功:建立功业。

立言:著书立说。

扩展资料:

鲁襄公二十四年春,鲁国的穆叔(叔孙豹)到晋国访问,晋国大臣范宣子到郊外迎接他,问他说,古人说“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穆叔没有回答。

范宣子说:“往昔匄的祖先,从虞舜以上,为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杜氏,晋国主持中原诸侯盟会是我范氏,恐怕这就是‘死而不朽’吧?”

穆叔说:“据我所知的,你说的情况称为世禄,并非不朽。鲁国有先大夫臧文仲,死了后,他的言论世代流传,这种情况大概才能称为不朽吧?”接下来他列举了“不朽”的三个等次:“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意思是: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次一等的是建立功业,再次一等的是树立言论,虽然死去很久但业绩长存,这就叫做不朽。

穆叔认为,保存姓,接受氏,用来守护宗庙,世代保持祭祀,没有一国不是这样做的。但这只是禄位中最荣耀的一种,不能够称为不朽。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是有限的,只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如德行、功业、著书立说三项,才是无限的,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德行体现一个人道德精神美的无穷魅力,功业体现一个人为国家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著书立说体现一个人对自然、社会、宇宙、人生真理的探索和把握。这三项是个体生命的延续,并远远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存在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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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9-11-03

不是王安石的观点。立言立德立行最初的说法是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做人,立功是做事,立言是做学问。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后人在此基础上多有论证和诠释。

原文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译文

最大的不朽就是培养自己的品德,其次是成就事业,再次是能够做学问,有著述,即使时间久了,也不会在历史的长河消失,这就是所谓的不朽。

古往今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一直是人们为人处世的法则,正因为如此,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立德、立功、立言的很多历史人物典范。

扩展资料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代表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其为人做学、处世交友、治家方略、人格修炼、做事风格、思想格言多为人奉为经典,加以模仿引用,甚至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给人留下不尽的人生启迪。

曾国藩官居一品位极人臣,是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但镇压天平天国南京城破时,纵兵大掠,伤民无数,被称为“曾剃头”、“曾屠户”;处理天津教案时,也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被称为“卖国贼”,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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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个回答  推荐于2019-08-24

不是王安石的观点。立言立德立行最初的说法是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做人,立功是做事,立言是做学问。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后人在此基础上多有论证和诠释。

原文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译文

最大的不朽就是培养自己的品德,其次是成就事业,再次是能够做学问,有著述,即使时间久了,也不会在历史的长河消失,这就是所谓的不朽。

古往今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一直是人们为人处世的法则,正因为如此,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立德、立功、立言的很多历史人物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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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朽的启示

1、立德——诚信做人

古圣先贤把“立德”摆在“太上”之位置,因为“德是才之帅,才是德之资”,“素质可以立国亦可以亡国,素质可以兴业亦可以废业”。

古往今来,人以品为重,官以德立身。人常说:“以德服人”。现代,人更讲究宽厚诚实,仁义慈祥,言行举止稳重大方有涵养,做人有道德修养。

立德做人是立功、立言的前提和基础,明代学者高攀龙曰:“吾立于天地间,只思量做好人,乃第一要义。”

2、立功——严谨做事

立功,就是严谨做事。《说文解字》说:“功义为用辛劳安定国家的功绩、功业。

从力从功,亦劳作之意。 “立功”不仅限于惊天动地的大事,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仍然可以建功立业。

3、立言——传承文明

立言是立德立功的延续,是传承文明的载体和途径。

立言是把人们立德做人、立功做事经历中发生的思想、经验、矛盾和方略用文字记载其要,传之与世,供人欣赏、借鉴,给人以启迪和鞭策,这是功在当时功在后世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立德、立功、立言,凡生人者都在做;凡逝人者,都在被人评说。且不管主观上是何愿望,客观上都一定会留下或物质或精神方面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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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个回答  2019-05-18

不是。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曾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

叔孙豹则以为不然,他认为这只能叫做“世禄”而非“不朽”。在他看来,真正的不朽乃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意思是一个人不朽的第一步是立德,第二步是立功,第三才是立言。

臧文仲系春秋时鲁国大夫,屡建事功,且长于辞令,就为政立国之事多有高论,在诸侯国间广为流传。他所谓的“立言”是与“立德”、“立功”紧密相联的,并非仅以立言为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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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所谓,立功与立言。功业得立者,当世明显一时,时过境迁,功业后人评书,未必辉煌如旧,立言,当世难显,但经过历史大浪淘洗,流传后世,又胜一筹矣。立功与立言,今天就说一说司马光与王安石,曾国藩与李鸿章。政见相异,一掌权变法,一著史留名。

我们一直以为司马光与王安石是死对头,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政见不一致而已,作为当世知名的文人,他们在文学上很有共鸣。这两个人性格各异,相对来说,王安石幸运一些,遇到宋神宗,仕途上被重用,得以执掌朝政。

王安石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为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积极推行变法,这些变法内容,颇有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味道,新法给国家打了一只强心剂,王安石功业一时得志,风光无限。反观司马光则半生不得志,退居闲职,立功方面,王安石胜出司马光太多。

但北宋立国之本先天重文轻武、优待豪族之先天不足,而且宋朝商业发达,但离不开农业社会这个根本,王安石变法虽然名动一时,但成效有限。而且继任者推波助澜,把变法引向政治上的党争,变法最终走向歧途,危及国家,毁誉参半。

司马光虽然因仕途不得志而内心愤懑,但志向不减,转向著书立言,负责编出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后世留名。立言方面,司马光则胜出王安石不少。情似师徒,一权重当世,一名重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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