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10-25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原始社会末期‘孝’的观念产生，到先秦时期‘孝’观念理论化、系统化，到西汉时期‘孝道’变得政治化，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孝道’被异化，最后到唐宋元明清时期‘移孝于忠’，孝文化走向极端，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2]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其最本质的意义不断被演化，被赋予封建社会特有的时代特色。随着其形成之初的本质化、基础化，到孝道被固定化、纲常化，再到被政治化、法律化，最后到孝道极端化、愚昧化，其意义也不断从积极到消极进行演变。
宋元孝道的特点
宋元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发展到顶峰，孝道对人们的约束力空前强化，并开始走向极端化、愚昧化、残忍化，愚孝也开始泛滥。所谓愚孝，是指一些被世人啧啧称赞，津津乐道的孝道故事，都是以子女残害自己甚至是残害下一代而得名的，即“割骨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愚孝的表现形式，代表了这一时期孝道的特点。
1．只讲求形式而不注重实质
宋元两代，诸多的“孝子剧”中宣扬的孝道大多只注重行孝的形式，而很少关注孝道的实质。东汉初由印度传入我国的《佛说盂兰盆经》中记载了“目连救母”的佛教故就是启蒙。故事中的目连，为了能让因生前不修善，而死后在地狱受尽折磨，且不得善果的母亲能够顺利转世，而执意出家并苦意修行。经过魏晋和唐代两朝的演变，到了宋元时期便有了《行孝道目连救母》杂剧。该杂剧保留了故事原型，鼓励子女为“天下无不是者父母”所犯下的罪恶承担痛苦，被剥夺了独立人格的子女，在封建极端化孝道的束缚下，走上了赎罪的道路，以至于万劫不复。这是典型的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实质，且带有浓厚的“宗法味”的愚孝。
2．割股疗亲的泛滥
除了这种只讲求形式而不注重实质的行孝方式外，宋元孝道的特点还包括，割自己的肉以满足对父母的供养，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刲骨疗伤”了。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本草拾遗》中的记载：“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随着这种思想的不断泛滥，唐宋以后，孝子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刲骨”了，各种自残方式不断出现。如有割自己的肉为父母疗伤的，有断左乳为父母治病的，有剔自己臂上的肉给祖母制药的。“据统计，《宋史·孝友传》记载了十余个这样的例子。无独有偶，《金史·孝友传》记载的受到旌表的孝子仅有6人，其中3人都是因为割股疗亲而名垂青史的。”
3．杀子以尽孝
杀子以尽孝，无疑是宋元时期最为灭绝人性的行孝方式，是愚孝发展史上无法逾越的高峰。有篇叫《小张屠焚儿救母》的元杂剧，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张屠户的母亲病重,家贫无力救治,在当了件衣衫换来几个小钱，还被富人坑害买了假药后，张屠户便和妻子商量去东岳庙求神灵保佑，夫妻商议着“望着东岳爷参拜，把三岁喜孙，到三月二十八日，将纸马送孩儿焦盆内做一柱香焚了，好歹救了母亲病好。”下定决心后，他们来到庙里神前，“将孩儿焰腾腾一炉火光，碜可可一灵身丧，舍了个小冤家一心侍奉老尊堂。”这与《二十四孝》中“埋儿奉母”的故事有类似：“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这两种愚孝的形式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第一个故事以莎士比亚式的悲剧结束，而第二个故事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诚如中国传统的悲剧一般：一波三折的故事发展后，必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满结局。但是，正如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所写道的那样：“我最初实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由此可见，这种极端化的“愚孝”让众多的孝子望而却步，以至于“谈孝色变”。
4．加重了对女性行孝的要求
另外，元朝的孝道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加重了对女性行孝的要求。“元代统治者极力提倡孝，《孝经》和《古列女传》作为钦定的读本印行普及全国。统治者倡孝对男子的要求是‘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至而妇女被要求孝，则是应有之义。孝的强化是加重了妇女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以往人们往往忽略了‘孝’的性别差异，而元代这种差异日趋明显。”[14]这是因为，随着理学的初渐，并开始从士大夫阶层逐渐向民间普及，女性尤其是媳妇的孝道，日渐被统治阶级所重视和为民间所接受。因此，诸多的女性孝道也步入了“愚孝”的轨迹，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婆媳之孝。又由于婆媳之间本来就存在的血缘亲疏和本分隔阂，婆媳之孝陷入宋元孝道极端化、愚昧化的泥塘比之其它就更深了。
总得说来，宋元孝道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继承传统又独辟蹊径后，成了一种抽象的教义和符号，不仅为孝而孝，还以非人性化、极端封建化和愚昧化见诸于世。
第2个回答 2015-01-15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原始社会末期‘孝’的观念产生，到先秦时期‘孝’观念理论化、系统化，到西汉时期‘孝道’变得政治化，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孝道’被异化，最后到唐宋元明清时期‘移孝于忠’，孝文化走向极端，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2]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其最本质的意义不断被演化，被赋予封建社会特有的时代特色。随着其形成之初的本质化、基础化，到孝道被固定化、纲常化，再到被政治化、法律化，最后到孝道极端化、愚昧化，其意义也不断从积极到消极进行演变。
宋元孝道的特点
宋元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发展到顶峰，孝道对人们的约束力空前强化，并开始走向极端化、愚昧化、残忍化，愚孝也开始泛滥。所谓愚孝，是指一些被世人啧啧称赞，津津乐道的孝道故事，都是以子女残害自己甚至是残害下一代而得名的，即“割骨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愚孝的表现形式，代表了这一时期孝道的特点。
1．只讲求形式而不注重实质
宋元两代，诸多的“孝子剧”中宣扬的孝道大多只注重行孝的形式，而很少关注孝道的实质。东汉初由印度传入我国的《佛说盂兰盆经》中记载了“目连救母”的佛教故就是启蒙。故事中的目连，为了能让因生前不修善，而死后在地狱受尽折磨，且不得善果的母亲能够顺利转世，而执意出家并苦意修行。经过魏晋和唐代两朝的演变，到了宋元时期便有了《行孝道目连救母》杂剧。该杂剧保留了故事原型，鼓励子女为“天下无不是者父母”所犯下的罪恶承担痛苦，被剥夺了独立人格的子女，在封建极端化孝道的束缚下，走上了赎罪的道路，以至于万劫不复。这是典型的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实质，且带有浓厚的“宗法味”的愚孝。
2．割股疗亲的泛滥
除了这种只讲求形式而不注重实质的行孝方式外，宋元孝道的特点还包括，割自己的肉以满足对父母的供养，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刲骨疗伤”了。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本草拾遗》中的记载：“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随着这种思想的不断泛滥，唐宋以后，孝子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刲骨”了，各种自残方式不断出现。如有割自己的肉为父母疗伤的，有断左乳为父母治病的，有剔自己臂上的肉给祖母制药的。“据统计，《宋史·孝友传》记载了十余个这样的例子。无独有偶，《金史·孝友传》记载的受到旌表的孝子仅有6人，其中3人都是因为割股疗亲而名垂青史的。”[13]
3．杀子以尽孝
杀子以尽孝，无疑是宋元时期最为灭绝人性的行孝方式，是愚孝发展史上无法逾越的高峰。有篇叫《小张屠焚儿救母》的元杂剧，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张屠户的母亲病重,家贫无力救治,在当了件衣衫换来几个小钱，还被富人坑害买了假药后，张屠户便和妻子商量去东岳庙求神灵保佑，夫妻商议着“望着东岳爷参拜，把三岁喜孙，到三月二十八日，将纸马送孩儿焦盆内做一柱香焚了，好歹救了母亲病好。”下定决心后，他们来到庙里神前，“将孩儿焰腾腾一炉火光，碜可可一灵身丧，舍了个小冤家一心侍奉老尊堂。”这与《二十四孝》中“埋儿奉母”的故事有类似：“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这两种愚孝的形式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第一个故事以莎士比亚式的悲剧结束，而第二个故事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诚如中国传统的悲剧一般：一波三折的故事发展后，必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满结局。但是，正如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所写道的那样：“我最初实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由此可见，这种极端化的“愚孝”让众多的孝子望而却步，以至于“谈孝色变”。
4．加重了对女性行孝的要求
另外，元朝的孝道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加重了对女性行孝的要求。“元代统治者极力提倡孝，《孝经》和《古列女传》作为钦定的读本印行普及全国。统治者倡孝对男子的要求是‘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至而妇女被要求孝，则是应有之义。孝的强化是加重了妇女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以往人们往往忽略了‘孝’的性别差异，而元代这种差异日趋明显。”[14]这是因为，随着理学的初渐，并开始从士大夫阶层逐渐向民间普及，女性尤其是媳妇的孝道，日渐被统治阶级所重视和为民间所接受。因此，诸多的女性孝道也步入了“愚孝”的轨迹，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婆媳之孝。又由于婆媳之间本来就存在的血缘亲疏和本分隔阂，婆媳之孝陷入宋元孝道极端化、愚昧化的泥塘比之其它就更深了。
总得说来，宋元孝道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继承传统又独辟蹊径后，成了一种抽象的教义和符号，不仅为孝而孝，还以非人性化、极端封建化和愚昧化见诸于世。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