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思想总述
儒家思想是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规范社会道德伦理的思想体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思想后经过孟子，荀况，董仲舒等人的发展最终得以发展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他以“亲亲”、“尊尊”为立法原则，极力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以“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为基础，并倡导大一统，反对苛政和兼并战争。他适应了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度崛起后的社会需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后被统治者尊崇为正统思想，远播四海，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影响一直到当今社会。
二、儒家思想之得
儒家思想之得表现在：
“礼”——以礼治国，寓法于礼。
儒家思想强调“礼”的作用，其对个人修养和良好品德的严格要求本质也是为了服从于礼。“礼”原意指的是对神上和祖上的祭祀（礼）祭祀就要强求次序和秩序，孔子将其演化为等级化秩序化的礼制，孔子努力倡导“礼”，希望按照礼使得社会安定团结，免除各个诸侯国家的战争，使得相互和谐，人们生活安定。另外又要求个人进行严格的自我修养，然后按照“礼”的要求进行社会生活，从而达到彼此和谐、安定的境界。尽管这一思想多少存在一定空想成分和不切实际，但是其进步性却是明显的。荀子将礼进一步发展成为“隆礼重法”成为优秀的治国之策。
“仁”—— 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儒家以仁为核心，发展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这些内容集中概括了其治国思想和主张。“仁”运用于实践即表现为“德主刑辅，先教后刑”。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反对苛政，而孟子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也在此基础上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纳入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如“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荀子 大略》），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 皋陶谟》），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国语 周语》）。又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因此，儒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民本色彩。“仁”在历代思想沿革中始终作为儒家治国思想核心被保存和发展。
“德”——强调个人修养，特别是统治者的个人修养。
“德”是个人修养的集中反映。儒家学说自开始起就是讲求个人的修养，首先从个人出发以个人感受的角度来寻求个人内在和谐与平和。 如《论语》“学而篇”第一句就是讲“说”、“乐”、“不愠”，达到这样的境界才是有德有养的君子。可以说整个论语就是以孔子自己的行为表现和道德修养活动来教诲他人。而个人修养的最终目的除了使得个人感觉到愉悦之外，还在于达到社会本身的和谐，如 “学而篇”第一十二句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儒家学说认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都要强求这种品德修养。而统治者的品德修养又关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具有国家治理权力的人应该注重自身品德的修养。统治者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不仅可以使得国家政权稳定，社会安定，而且能够保障庶民的生活，从而达到“礼治”社会的理想层次。
儒家思想中既有仁善，亦具有治国之策，散发着浓重的人文色彩
三、儒家思想之失
儒家思想中既有仁善，亦具有治国之策，散发着浓重的人文色彩但是其也有自己的不足。
过于强调个人修养，不重视法律。
儒家强调个人为了神上和祖上而讲求品德，使得儒家学说认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都要强求这种品德修养。而作为治国之策，这一点无具有空想性，根据历史实践可以发现，治理国家除了统治者要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以外，治国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希望借助“德”而和谐社会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亲亲”“尊尊”的腐朽性。
儒家学说仅仅是把国民当做被动接受恩施的客体，按照父母与子女的模式来理解君、官与民众的关系，以满足民在物质上和役力上的基本需求为上限。即便出现了皇权的保证，民众推翻的理由是当权者道德堕落、品质糜烂，而新建的王权只要继承儒家学说，做到修身养性、体贴民生，就可以获得新的正统地位。这种思想无疑具有保守性和腐朽性，他只能做到维系统治，而并不利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倡导“人治”不利于长治久安。
无论是“礼”还是“仁”，儒家学说始终希望借助自我修养推行礼法达到社会和谐，从本质上来看，儒家倡导的实际上是“人治”，人治的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好的人治靠有责任感的强势的铁腕人物的确可以出现盛世,如贞观之治，但人治的缺点是长远稳定性继承性无保障，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和规范，从长远看还是不利于统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而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阻碍。
法家的法律思想
一、法家思想总述
法家最初的起源已经无从考证，但是邓析、少正卯可以称之为法家开山鼻祖，后来李悝，商鞅以及韩非子、李斯，等又不断补充和发展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最终在秦朝达到顶峰。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世袭制，强调奖励耕战，减轻赋税。法家根据社会现实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於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 “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
法家的法治思想体现在不同的法家思想家里，法治、术治、重势思想各有侧重：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术治，慎到强调重势，韩非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法家法律思想之得
“法治”——主张“依法治国”。
战国时期的法家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韩非子。其思核心是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以“法治”来维护。这种理论被秦王赢政所采用，成为他灭六国，建立专制体制的理论基础。秦统一后的许多措施就是法家理论的应用。需要注意的是，法家的“法治”只提出了刑法，并不是近代意义的法律思想。其法治对象是君主之外的所有臣民。这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作用。虽然由于秦过分强调“法治”，以致严刑苛法，横征暴敛，短命而亡。秦汉以后法家作为一个学派消失了，但重视法的作用，强调君主专制思想却被历代继承下来。
制定成文法，将法公之于众，注重治国策略。
法家所主张的首先就是将法予以成文化，并且公之于众。“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 修权》）。法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公之于众的效果，就是评判行为的标准也予以客观化，不再是主观性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儒家将行为规范称为“礼”不同，法家将自己规定的行为规范明确称为“法”、“律”，努力显示出对社会大众的平等性：“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致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 赏刑》）。
重“刑”——突破“刑不上大夫”，凸显王权权威。
法和律的内容对“礼”突破很大，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定分止争，兴功禁暴，赏刑并用，同时，也以明确的方式来维护王者的权威。对于王者的权威维护，不再依赖于王者的道德修养，反而，更多地依赖于法律的威严和严格执行。在统治权问题上完全抛弃了过去“礼治”所强调和运用的伦理工具，利用对臣民的利益引导和心理威慑来服从王者的需要。尽管韩非子也看到了特权阶层对法律实施的破坏和阻碍，“犯法为逆以成大奸，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韩非子 备内》），但是，法家的法与律以及严格实施，还是为了“明王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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