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曾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校（现东北大学）。“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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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鲁迅小时候的故事
有一天，鲁迅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上理发院去理发。理发师见他穿着很随便，而且看起来很肮脏，觉得他好像是个乞丐，就随随便便地给他剪了头发。理了发后，鲁迅从口袋里胡乱抓了一把钱交给理发师，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理发师仔细一数，发现他多给了好多钱，简直乐开了怀。
一个多月后，鲁迅又来理发了。理发师认出他就是上回多给了钱的顾客，因此对他十分客气，很小心地给他理发，还一直问他的意见，直到鲁迅感到满意为止。谁知道付钱时，鲁迅却很认真地把钱数了又数，一个铜板也不多给。
理发师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鲁迅笑着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就胡乱地付钱给你。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就很认真地付钱给你!”
理发师听了觉得很惭愧，连忙向鲁迅道歉。
篇二：鲁迅小时候的故事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
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
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篇三：鲁迅小时候的故事
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
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篇四：鲁迅小时候的故事
有一次，小鲁迅和伙伴们看完社戏，大家一起摇着小船，唱着歌儿回家。已经深夜了，周围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又累又饿，不知道是谁出了个主意：现在正是罗汉豆成熟的季节，船上又有柴(chái)火，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着吃。
大家听了纷纷赞成，小鲁迅也高兴着答应了。大伙立刻把船靠到岸边。岸上的田地里，乌油油的，到处都是结结实实的罗汉豆。一个小伙伴喊着：“阿发，这边是你们家的，这边是六一公公家，我们偷哪一边的呢?”
大家也都跳上岸，小鲁迅也紧跟着跳了上去。阿发一边跳，一边说：“让我来看看吧!”他一摸豆荚，大声得叫着：“偷我们家的吧，我们家的豆都可大着呢!”于是，大家马上纷纷出发，在阿发家的豆田里，每人摘了一大捧。回头到六一公公家的豆田里，每人又偷摘了一大捧。
回到船上，年龄大的去生火了，小鲁迅和年龄比较小的小伙伴就在一起剥豆。没过一会，豆就煮熟了，哇，一阵阵豆香直往鼻子里钻，真香啊!小鲁迅和大伙抢(qiǎng)着把豆吃完了，擦擦嘴巴，摸摸饱饱的肚子，摇着小船继续回家!
篇五：鲁迅小时候的故事
鲁迅读书时，还要帮助家里做些事，特别是为父亲的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有一次，因多做了些家务，读书迟到了，受到老师的责备，他就在书桌的右下角用小刀刻了个“早”字，用以鞭策自己。此后，他就再没有迟到一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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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4-20
鲁迅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家境败落了下来，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说话了，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于他幼小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为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它奠定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1919），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心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鲁迅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就像寓言中的叶公。
鲁迅先生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察觉到平时察觉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不仅是小说，也是诗，它以平凡的社会生活为题材，整体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其中《故乡》《孔乙己》《诗二首》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二下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风筝》《雪》《藤野先生》《社戏》等都被选入初中人教版语文课本。《朝花夕拾》一书也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而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也成为后代人的精神佳作。
1918年起，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后来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家境败落了下来，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说话了，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于他幼小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为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它奠定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1919），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心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鲁迅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就像寓言中的叶公。
鲁迅先生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察觉到平时察觉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不仅是小说，也是诗，它以平凡的社会生活为题材，整体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其中《故乡》《孔乙己》《诗二首》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二下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风筝》《雪》《藤野先生》《社戏》等都被选入初中人教版语文课本。《朝花夕拾》一书也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而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也成为后代人的精神佳作。
1918年起，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后来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
第2个回答 2010-04-2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象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象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第3个回答 2010-05-05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第4个回答 2010-04-25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6年弃医学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8年5月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3年间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50余篇，并参与《新青年》编务。1920年8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讲师。1921年12月至次年初，最重要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1923年，第-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1926年出版《仿惶》。除了小说，鲁迅还写了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杂文，以《随感录》为代表，1918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1925年出版杂文集《热风》。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杂感集问世。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同年10月抵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事写作。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1936年因积劳和肺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
著作书目：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期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惶》(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翟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同年10月抵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事写作。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1936年因积劳和肺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
著作书目：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期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惶》(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翟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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