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0-04-22
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字璿卿，后来又以鉴湖女侠、旦吾、竞雄、汉侠女儿等为字号。1875年出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今绍兴）的一个官宦家庭。父亲秋寿南是个举人，当过湖南常德县厘金局总办。秋瑾自幼工诗词，善骑射，性豪爽。1890年，秋瑾的父亲到湖南做官，她随父入湘。1896年，奉父母之命嫁与湖南富商之子王子芳。因愤于封建家庭的压迫，不甘于“米盐琐屑终其身”，她毅然离开“铜臭纨绔”的丈夫。她曾以诗词抒发当时心境：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自此，她不仅经常身着男装，出入朋友家中；而且四处奔走，变卖首饰，筹措经费。待安顿好一双年幼的儿女，便买船票东渡，踏上了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1904年7月4日，秋瑾抵达日本东京，开始了留学生涯，她先在中国留学生会馆设立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一个月后进入东京实践女校师范科学习。学校课程有日语、教育学、心理学、理科（包括理、化、生物、生理卫生等）、地理、历史、算术、图画、体操、唱歌、汉语等，每周设33课时，再加6小时的自修课。秋瑾除完成繁重的功课外，还每天坚持做体操，练习骑射等。
留学期间，秋瑾时刻不忘救国重任，她在赴日后不久曾写道：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己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抱着为救国而寻找“知音”的目的，秋瑾除在校学习外，还广交留学生中的志士仁人，如周树人（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时人回忆，她常身着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人相往还”，急切讨论救国大业；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爱国、革命团体。她先是加入留学生组织的“演说练习会”，以期掌握演说技巧这个宣传和发动革命的武器。据说，每次留学生集会，她都要登台演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魄，人之闻者，未尝不泣数行下，而襟袖为之渍也”。秋瑾1904年，又加入了冯自由奉孙中山之命组织的反清革命团体“三合会”，担任该会“白纸扇”（军师），在“推翻清朝，恢复中华”的宗旨下进行革命活动。同一时期，秋瑾还积极参与创办《白话》杂志，“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俗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她以“鉴湖女侠”等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抨击清朝官场丑恶，宣传男女平等，号召救国。她写道：“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初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它反对。”“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的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的事情，尽力去做，……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字里行间，充满了妇女解放的激情。
1905年，秋瑾从与陶成章的结识交往中，获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光复会已在上海成立，遂于三四月间离日回国，前往探访。经陶成章和徐锡麟介绍，在上海加入了光复会，并宣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从这时候起，秋瑾由一般的爱国、进步青年正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同年8月20日，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由国内重返日本不久的秋瑾，在同盟会成立后，即经宋教仁、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填表登记，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她是浙江籍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人。由于她斗争立场鲜明，工作态度积极，被推举为同盟会评议员、浙江主盟人（分会长）。于是，秋瑾由一般的革命志士和革命党人，成长为主持一省革命之责的革命党领导人，成为自觉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著名女革命家。
同盟会成立3个月后，在日本发生了中国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颁布了《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日语“取缔”即约束、管制之意），对中国留学生实施种种无理限制。中国留学生立即掀起了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运动，秋瑾一如既往地全力投入。12月5日，数百名留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举行集会，她作为全体女留学生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痛陈女留学生的爱国之情，严斥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压制，力主全体留学生罢课抗议。集会后，留学生组织了敢死队，推举她担任指挥，率敢死队维持罢课秩序。12月8日，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的迫害而蹈海自杀，留学生们反响强烈。秋瑾在留学生集会上要求大家同心同德，一致行动，坚决主张留学生全体回国。1905年12月25日，她登上从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离开日本，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
回国后，秋瑾在上海全力赞助创办中国公学，以安置归国学生，并奔波于上海、绍兴之间，从事革命活动。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她决定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提出创办的宗旨，是要“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此，她四处奔走募捐求援，筹集办报经费。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第一号终于在上海问世，秋瑾在“发刊词”中说明办《中国女报》是为了“中国前途”，“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3月，第二号也出版发行。秋瑾对此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在这两期上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勉女权》等文章、诗作。文章都用白话文，字字血、声声泪，控诉了封建制度及各种纲常伦理、旧习恶俗对广大妇女的残酷压迫与束缚，愤怒驳斥了封建统治者鼓吹压迫妇女的种种谬论，热情洋溢地号召妇女们行动起来，为自身的自由、解放，为男女平权进行斗争。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说：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人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她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立志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男女平等。据说，许多妇女看到这些文章后，感动得流出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
秋瑾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要把它作为“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她还把争取妇女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紧地联结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她在《勉女权》歌中写道：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
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
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等。
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
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她号召妇女们“奋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
由于经费无来源，《中国女报》仅出了两期便被迫停刊。
除了公开的思想宣传外，秋瑾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秘密筹划武装起义的工作上。她刚从日本回国，便参加了光复会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她曾奔走各地，联络革命同志，千方百计筹款购买武器，也曾在上海租屋制造炸弹。1906年12月，湖南革命党人筹划萍浏醴起义，光复会也积极准备江、浙、皖地区起兵响应。决定由徐锡麟主持安徽的起义活动，而浙江的武装起义活动则由秋瑾担任指挥。秋瑾从上海动身回浙，在杭州白云庵，与正出发赴皖的徐锡麟会面商定，浙皖两地分头活动，同时举兵。这时，正逢她母亲病故，秋瑾强忍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起义筹备工作中。她在杭州的新军和弁目学堂、武备学堂中发展光复会组织，亲自往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1907年1月，得知萍浏醴起义失败，浙江的起义活动被迫停止。悲愤之余，秋瑾、徐锡麟等决定江、浙、皖地区独立举行起义。
2月，秋瑾被公举为绍兴大通学堂督办。大通学堂全称为“大通体育师范学堂”，是1905年徐锡麟、陶成章等人所创办的、光复会培训革命骨干的学校。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承担起以大通学堂为中心，组织浙江革命力量准备起义的重任。她首先整肃学堂纪律，再扩大招收各地的会党骨干入学，接受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第一批招生80名，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光复会会员。她以学校上军训课的名义，经绍兴知府批准，从上海购得250支步枪、20万发子弹，并从革命党中选派了几十名教官。每天清晨，当号声响起，学员们奔向操场时，身着军衣、怀藏手枪、跨马佩刀的秋瑾，早已英姿飒爽地等候在操场上了。她和学员们一起跑步，督促学员们一起训练。她把大通学堂办成了革命党的军事干部学校，和聚集革命力量的大本营。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会党，把会党力量纳入革命武装斗争的轨道，秋瑾于1907年3、4月两次前往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联络会党。几乎每天跋山涉水五六十里，10多天中马不停蹄地奔走联络几个县。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宣传、发动工作，秋瑾与浙江各地的会党建立了广泛亲密的联系。此外，秋瑾还多次赴杭州，在白云庵、西湖游船、客栈等处与驻杭新军及武备学堂、弁目学堂中倾向革命的官兵会面，动员并吸收他们加入革命党，发动他们参加起义。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秋瑾在会党、新军中吸收了600多人加入光复会，扩大了浙江的革命力量，为发动武装起义准备了基本队伍。
1907年4月以后，秋瑾开始了起义军的编制组织工作。她先把从缙云到金华府各县，直到绍兴府嵊县等地的会党，统一编组为16级，以“黄河源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的七绝诗中，从“黄”字到“使”的16个字，代表16个等级，举徐锡麟为统领，秋瑾自任协领，另为分统、参谋等等，各级人员还发给嵌入表示自己职衔的那个字的金戒指作为标记。
接着，秋瑾定革命军名为“光复军”，亲自草撰《光复军军制稿》，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个字为代号，将会党力量、以及所有在浙江的光复会员，统一改编为8个军，每军设置大将、副将、参谋、副参谋、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13个军职，并规定以白底黑色“汉”字为军旗，以内书黑色“复汉”二字，并盖上图章的黄色小三角旗作为顺旗；还具体规定了军服、肩章等式样。
秋瑾还起草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告，用于起义后张贴发布。文告中痛斥了清王朝的罪行，号召人民愤而响应起义。
这些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秋瑾亲往上海，会见她与徐锡麟之间的联络人陈伯平，通过陈伯平与徐锡麟约定：7月6日先由金华府起兵，处州府响应，以引出杭州的清军前往镇压；而绍兴方面则乘省城空虚之机，派起义军渡钱塘江袭击杭州城；在杭的革命党人则伺机从内部响应，里外配合，夺取省城；若此举未能奏效，则起义军即刻返回绍兴，经金华府、处州府而入江西、安徽，与安庆的徐锡麟会合。在浙江革命党人举起义旗的同时，徐锡麟也在安庆发动起义，两地互为呼应，先夺取两省要地，再联合直取南京。
尽管起义计划颇为周密，但绍兴与安庆之间紧锣密鼓地筹措起义，引起了清政府方面的注意。同时，由于起义军内部违反纪律，以及叛徒的出卖，嵊县、武义、金华、兰溪、汤溪、浦江等地的起义组织遭到破坏，起义计划泄露。正当浙江起义活动危急之时，安庆的徐锡麟也被迫于7月6日仓促起事，虽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徐锡麟等惨遭杀害。绍兴方面，已侦悉起义计划的胡道南也向知府贵福告密。于是，大通学堂及秋瑾的身份和起义计划完全暴露。
7月10日，秋瑾从报纸上得到安庆起义失败和徐锡麟牺牲的消息，陷入巨大的悲痛，她“执报纸坐泣于内室，不食亦不语”。她预料敌人会立即来搜捕，便迅速将光复会的秘密册籍、来往函电及枪械武器等全部转移或销毁。12日，杭州的革命党人送来密报：清政府已从省城派出300多人的军队，前来绍兴逮捕秋瑾等人。周围的革命同志和亲属一再劝她赶快撤离，但她毅然做好了慷慨赴难的准备，她在给徐小淑的绝命诗中写道：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需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
抱定“牺牲尽我责任”的秋瑾，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和脱身之策，临危不惧地采取保护革命力量的种种应变措施，继续沉稳疏散人员。
7月13日下午4时左右，绍兴知府贵福带领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面对清朝统治者血腥的魔爪，秋瑾最后一次拒绝了逃离学堂的劝告，让学生和办事人从前、后门分别出逃，自己与教师程毅等数人坚守。当清军围攻之际，她勇敢地举枪抵抗。最后清军从前门攻入学堂，秋瑾等人被捕，她双手反缚，被清兵推拥着，押送到知府衙门。
知府贵福当夜即提审秋瑾。
贵福升堂就坐，厉声喝令秋瑾招供同党。秋瑾不予理睬。贵福指着摆在案桌上从大通学堂搜查来的枪支、文告等，问道：“这些是什么？”秋瑾理直气壮地回答：“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贵福不甘心地又问：“你在大通学堂同哪些人有往来？”秋瑾即反驳说：“你也常到大通，并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的对联，同在大通学堂里拍过照相！”狼狈不堪的贵福，只得宣布退堂。
次日上午，改由山阴知县李钟岳审讯秋瑾，他在县衙的花厅设案讯问，企图让秋瑾说出革命党的秘密，但仍没有问出什么名堂，只得令人取来纸笔，要秋瑾写笔供。秋瑾握笔蘸墨，沉思片刻，写下了“秋”字，又停笔凝思。李钟岳连连催促，秋瑾遂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便掷笔案上。这七个字，是她交给清政府的唯一的“笔供”，表达了她对起义未成功的惋惜，对祖国前途的愤忧。
贵福对李钟岳不用刑讯极为不满，又派幕僚余某，再对秋瑾严刑逼供，在各种刑具残酷地逼供下，秋瑾忍受肉体剧痛，始终不吐露任何革命机密。
连续三次审讯，或严刑逼供，或以利诱之，秋瑾始终坚贞不屈，不改其志。
1907年7月15日凌晨，黑暗笼罩下的古城绍兴一片沉寂。突然，衙役们凶狠地叫开了山阴县牢大门，秋瑾望见牢门开启处灯火通明，一队清军荷枪实弹正在等候，她知道自己就要赴难了，就在白色汗衫外，套上黑色生纱绸衫裤，脚穿西式皮鞋，从容走出牢房。被反缚双手，戴着脚镣，昂首走向轩亭口……
秋瑾被害后，浙江及全国舆论纷纷谴责清政府的残暴。她的事迹传扬后，激起了人们的觉悟，尤其是妇女同胞，勇敢地加入了革命行列。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烈士。在秋瑾遇难的第二年，秋瑾的密友、同志们即遵照烈士生前遗愿，将烈士灵柩移葬至杭州西湖边的西泠桥畔，与她所景仰的民族英雄岳飞、于谦、张煌言的庙祠、坟墓相邻。她的生前好友和同志数十人还成立了“秋社”，自1908年后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日（秋瑾遇难日）都举行纪念烈士的活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到杭州视察时，亲莅致祭，并题赠“巾帼英雄”匾额。1939年，周恩来同志亲临绍兴时，也在题词中写道：“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如今，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女革命家、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的汉白玉全身塑像矗立在西泠桥畔的青山碧水间，受到人们的瞻仰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