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中的封建帝王评价问题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要全面评价 要肯定帝王的功绩 也要指出帝王的错误 还要说明在历史进程中起到的作用

贞观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来的。李世民是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他的父亲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在中国所有的开国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出身也最为高贵。他胸襟开阔，文武全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当政期间创立了盖世绝伦的文治武功。

在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国家里，最高领导人的素质决定国家的命运。

李世民除了具备历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优势外，下面的几个优势还是李世民独有的。

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中国的很多帝王就是因为缺少责任心，把祖辈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玩垮了或玩丢了，结果使中华民族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性浩劫之中，中华文明也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中国也因此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由天朝大国沦为二流末国到最不发达国家。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象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致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事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的新生政权。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繁荣和富庶达到了连上帝都嫉妒的程度。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满足的迹象，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强责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在人前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唯一一人，他在任时对臣僚趟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尽忠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妓俩。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烂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戒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令普通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注意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止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一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的反应是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三、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但并不是所有的当权人物都重视人才的，实际情况是占半数以上的权力人物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无伤大局的弱点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任人唯才。

李世民的爱才在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述，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对魏征的信任和重用。魏征是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的旧臣，两兄弟曾经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对手。魏征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杀掉李世民，按理李世民应该对他恨入骨髓了。李世民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获胜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征泄愤或嫁祸于人地把他作为替罪羊杀掉；谁也想不到李世民对魏征的最大惩罚竟然是任命他当帝国宰相，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这一戏剧性结局的果实是：魏征为唐帝国的强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李靖、秦叔定、程咬金、尉迟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围绕李世民组成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核心。可李世民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并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彝德荐举人才，在久久没消息后又一再催促他。封彝德委曲万状地说：“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当即纠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听了这样的真知灼见，封彝德除了惭愧外还是惭愧。

四、高度超强的自制力，对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的认识，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残留一点动物的痕迹；只要是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人性的一面和兽性的一面。人类文明的真正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宏杨人性和尽可能地克服兽性。人性的多少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地位极高和极低的人身上兽性的成份容易漫延滋长，前者为了生存而不怿手段；后者会恣情纵欲乱用职权。中国的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长期被压抑的兽性有了释放的条件，就会象深秋的野火一样四处漫延，不是自制力极强的人不能阻止其殃及池鱼。

人类的兽性又称之为人性的弱点，最具危害性的表现是滋情纵欲滥用职权和爱听好话。普通人的弱点因为条件的限制，一般不致酿成大的社会危害；皇帝手中拥有生杀大权，其人性的弱点若不加以严格控制的话，即可酿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历史上的杰出帝王在控制自身的弱点方面作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典范，但作得最好且始终如一的还是李世民大帝。

爱听好话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只有极少数败在强大的敌人手里，绝大多数是被身边的甜言蜜语打到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所误导，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他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奉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

大臣王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首长，级别和宰相相近）晋见李世民，看见已国破家亡的庐江王的漂亮妃子站在皇帝身边，就意味深长地看了该女子两眼。李世民看见他眼里有话，就说：“这是庐江王的妃子，庐江王闻她颇有恣色，就杀死了她的丈夫，把她强行占为已有，如此暴虐不仁，怎能不亡！”王侍中问：“陛下以为庐江王是对是错？”李世民回答得很干脆：“杀人取妻，还有什么是非可言！”王侍中反唇相讥：“陛下既然知道庐江王作错了，为何又把他的姬妾据为已有呢，这不是重蹈庐江王的覆辙吗？”这句活得不耐烦的“狂话”竟使李世民大为感动：“不是你直言提醒，我险些为恶而不自知了”，当即把该女子送出了宫廷，并对王侍中给予嘉奖。

纪元六二三年，魏征在大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指责李世民的一条条过失，一点也不给李世民面子，使李世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他当即大怒回宫，对前来迎接他的长孙皇后发狠：“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庄稼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亘古少有的杰出女子，听了此话后立即穿上皇后官服向皇帝郑重参拜：“我听说君明则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我夫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你呢。”面对这样贤明的妻子，李世民的火气即刻烟消云散。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历史上出了几个强盛的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唐帝国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六三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简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兹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已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皇帝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Answer 2

主体意识；最现代思想；评价帝王原则

一帝王形象创造需要“主体意识”的参与

有的学者说，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双声话语”，既要历史的真，又要艺术的美。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还不够。实际上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三声话语”，除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之外，还必须有作家或编导的主体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差不多就是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我还认为这第三种声音，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剧本的内在的灵魂。诚然，我们看重历史的真，艺术的美，但是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如何才能达到呢？这就有赖于作家的自身思想情感介入与参与。历史的真，不是现成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历史著作作为依据，但那是后代的历史学家追忆的东西，其中的偏见几乎到处可见，有意的的增添，刻意地忽略，甚至故意的歪曲，都是可能的。所以有的学者把原本原貌历史的叫做“历史1”，而把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历史叫做“历史2”。作家不可能面对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历史1”。在我看来，就是大家一致称赞的司马迁的《史记》，其中也有不少的虚构和假定，美化和丑化，选择与摈弃，增添和忽略，隐藏与突显，否则那些人物对话他是从何得来的？难道他司马迁真的听到了几百年前他笔下人物的对谈了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真原貌呢？这就要靠作家主观思想情感的介入与参与，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做人物之所做，选择那些应该选择的，摈弃那些应该摒弃的，补充那些必须补充，删改那些必须删改的……，这样，也许更能接近历史本真。艺术的美更要作家主观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假如没有作家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实地描写，或巧妙地描写，不论描写手法如何创新，都不可能把读者需要的艺术的美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力量重于历史的真与艺术的美的力量，它不能不是历史文学中的另一重声音。

值得注重的是，们在写古代帝王生活的时候，也要有主体意识的介入，即对帝王及其生活进行评价。把某帝王的所谓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罗列，堆砌各种资料，拼凑各种细节，虚构具体的场景，东拉西扯，万般铺陈，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或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主体意识的灌注，给帝王一个中肯的评价。把某帝王的真实还给历史。这种经过作家主体意识参入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叫作“历史3”。帝王的真实不在历史1，因为这样的历史本真无从追寻；也不在历史2，这仅是历史家的历史。唯有具有作家主体意识参予的历史3，才是历史文学所需要的历史真实。

二帝王形象需要“最现代的思想”的评价

马克思1859年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谈到他的历史题材的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创作的得失。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对于济金根贵族们隐藏着的旧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描写得太多，“占去了全部注重力”，而“农民和城市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1〕。马克思这段话对我们是有启发的。非凡他要求历史剧“用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尤其精辟。如何来理解历史剧表现“最现代的思想”呢？是不是像正在热播电视剧《汉武大帝》那样，汉代的古装的人们说者现代的白话，加上诸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类清代才有的警句，就表现出“最现代的思想”呢？当然不是。让古人嘴里布满了如今才流行的话语，这是作家或编导无能的表现。让古人做现代的事情，讲现代的革命道理，以现代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向现代人说教，把一切现代的都强加到古人身上，这是反历史主义。马克思要历史剧表现“最现代的思想”肯定不是指这些反历史主义的种种做法。

马克思的意思显然是作为现代的剧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最现代的思想”去把握和选择历史资料、去分析历史事实、去评价历史人物、去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并最终让人对于今天的社会有所“感悟”和联想。例如在拉萨尔的《济金根》的剧本中，马克思认为以“最现代的思想”，分析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力量，不应该把全部的爱好放在济金根们这些贵族的身上，“农民和城市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非凡要有农民的参与，这才更具有历史真实。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曾针对过历史电影《武训传》说过的话：“在许多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留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阶级投降。我们的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0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理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2〕我认为毛泽东在这里表述的历史唯物史观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应该用阶级论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们笔下历史生活，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以“最现代的思想”来看待历史的一个典范。按照唯物史观，封建帝王的本质什么？封建帝王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他们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各不相同，所具有的个性也各异，但都号称天子，所谓“君权神授”，个人拥有至高的权威和权力，并以此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有生死予夺之权，用今天“最现代的思想”看，帝王无不是反民主的、反法治的，他们代表着旧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代表着旧的政治和文化，这是他们的共性。尽管历代帝王中有实行“王道”和“霸道”的区分，似乎“王道”更讲人情和道德，更顺应民情，所实行的是“善政”，而“霸道”则不顾人情和道德，逆民情而动，一味依靠权势，颐指气使，横行天下，实行恶政，但对于历代帝王而言，完全实行“王道”的很少，完全实行“霸道”也不多，大多是“王道”中有“霸道”，“霸道”中有“王道”，即所谓的“常道”，而其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建立了伟大的功业，有的则庸庸碌碌，潦倒一生。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必须要承认的。

与此相联系，人们可能会问，历史上是不是有开明皇帝？帝王中是不是有伟大的人物？假如有的话，他们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是否应该得到肯定的评价？我想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也是可以回答的。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假如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3〕的确是这样，历史总是给历史人物提供了机遇。现实也总是给现实的人提供机遇。不论是什么时代，都可能面临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如在汉代，北方的匈奴不断如侵，杀虏边民，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汉高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的“文景之治”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以他的“雄才大略”，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和无数士兵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平息了匈奴之乱，同时打通了河西走廊，开辟了丝绸之路，是一大功绩。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肯定和颂扬了打击匈奴所取得的功绩，是大体不错的。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帝王中有开明的或睿智的或有气势的或有才干的，有为历史过程中重大问题的解决获得成就的人物，有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不承认这一点区别，统统简单地归结为罪不可赦的剥削者压迫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就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在肯定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对于汉武帝的赞颂，也过分“拔高”，非凡在开篇的歌词中竟然唱汉武帝“你燃烧自己，暖和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这样的鼓吹和赞颂，对封建帝王的汉武帝是合适的吗？非凡是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炼仙丹，喜方士，那种吹嘘谄媚之词，是汉武帝能够承受得起吗？汉武帝的伟大，仍然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伟大，帝王的本性在他身上并没有改变，过分的鼓吹乃是臣民的奴性思想在作怪，离马克思所说的“最现代的思想”很远很远。这种过分夸大帝王作用的描写是一种帝王崇拜，与辛亥革命反帝制和“五四”时间批判“国民性”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