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两个字,从来没有离开过公众视线,最近这段时间,各地更是掀起了“抵制彩礼”的风气。
各地倡议抵制高价彩礼
彩礼并非“原罪”
结婚率崩溃怎么破?
各地纷纷使出大招:限制高价彩礼。
甘肃定西对彩礼“限高”,要求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婚事酒席不超过20桌等。
江苏沭阳县举办“沭阳小大姐”新时代文明婚恋倡导活动,倡议未婚女青年拒绝高价彩礼。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更是邀请了30名适龄未婚女青年,集体签订“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
一时之间,抵制高价彩礼,成为各地挽救结婚率的万能钥匙。
高价彩礼问题由来已久,对彩礼进行“限高”是积极的、毋庸置疑的。
但江西省让30岁未婚女青年站在台上示众画押,就有点儿黔驴技穷的味道了。
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承诺书,女孩子自己签了,父母那边死活不同意,高价彩礼继续横行,治标不治本。
限制高价彩礼是没有问题的,但结婚率崩溃的根源,真的是彩礼吗?
当前,我国没有结婚的适龄青年分两种:一是自己不想结婚,二是自己没能力结婚。
不想结婚的人,你就算不要彩礼,他也不会步入婚姻。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想结婚,但没能力结的人。
农村结婚消费高
这个“能力”指的就是金钱方面,买房买车、三金、彩礼等,都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钱。
婚姻本质是个经济行为,现在各地全力压降彩礼,女方家庭肯定就会放弃没钱的“穷男人”,寻找那些有支付彩礼能力的男性,底层男性依旧娶不到老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有72206万人,女性人口68969万人。
这意味着,多出来的3237万男性,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婚姻挤压,甚至找不到媳妇打光棍。
因此,把彩礼推出来,解决婚姻率低的难题,只会打桩不打稳。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农村结婚消费需求,逐渐向城镇生活标准靠近。
以前农村结婚,盖个房翻新一下就行了,但如今在城市买房、买车,已经是对男方最基本的要求了,“物质化”的思想观念,将高价彩礼与“有面子”挂钩。
再加上,乡村社会的圈子文化浓厚,极易受到攀比、从众心理的影响。
农村的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更多考量的是“别人家都要这么多,我为什么不要”。
有学者研究发现,如果某个女方家庭,索要低于或高于普遍标准的彩礼,会被村民议论“坏了规矩”而受到埋怨、排挤。
高价彩礼并非一夜之间出现,对其的治理也难以一蹴而就,婚恋市场上的交易行为,更不是一个女孩签了承诺书,就能遏制的。
女孩攒嫁妆
婚姻的算计
彩礼的争议,让婚姻成为一种算计,把男女结合,看作一种经济交易。
但如果在这段经济关系中,只说彩礼不论嫁妆,那就是耍流氓了。
从知乎上1888万彩礼事件,到四川19岁女孩家人收30万彩礼的新闻,都出现了反转、炒作的字眼。
这些夸张的细节,直接戳中了大众对于彩礼话题的敏感点,彩礼愈加面目全非。
与之相对,是嫁妆在舆论口的“失声”。
近些年,因为嫁妆少,引发婆媳矛盾、夫妻吵架甚至离婚的不在少数。
此前,95后女孩小王从小家庭离异,大学时交了一个男友,本该谈婚论嫁,却因嫁妆不够,和男方家人谈崩,被迫分手。
2011年以来,闽南泉州频频出现“百万黄金新娘”、“天价嫁妆”的新闻,“晋江新娘”在网络上也成为专有名字,坊间戏言“抢银行不如娶晋江新娘”。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说到,所有的聘礼,除了送给女方亲属的一部分外,这些聘礼都将作为女儿的嫁妆送还给男家,而其中还由女方父母增添了一份相当于聘礼的财物。
究竟女方的父母增添多少嫁妆,是较难估计的,但按照一般能接受的规则来说,增添的财物如果抵不上聘礼,那就是丢脸的事,女儿在夫家的地位也将是尴尬的。
足以可见,中国传统社会下,嫁妆的多少,可以确立女性作为妻子的家庭地位。
但总是有种误区,很多男性认为彩礼是给女方的,嫁妆还是女方自己的,失衡的金钱付出,非常不公平。
事实上,嫁妆虽然被视为女方的“私房钱”,但随着社会发展,为了维系父系家庭的稳定和延续,妇女的私财已经作为家产,资助夫家生产生活。
也就是说,女方的嫁妆,名义上是她自己的,但最终的用处,实际还是放在了家庭上。
费孝通在描述江村家产时指出,“嫁妆虽然被认为是妇女私房,但可与丈夫和儿女共享,它也是这个家的家产,遇到必要时,可以抵押出去来接济家的困难”。
浙江一女方嫁妆
这说明,其他家庭成员可以共享女方的嫁妆,尤其是在家庭遇到急事和危机时要拿出来。
《红楼梦》里,贾家走下坡路后,就是靠王熙凤典当自己的嫁妆,来维持生计的。
因此,如果只是把彩礼和嫁妆的多少,视作男女双方的对立,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江西省让30名未婚女青年,站在台上签订承诺书,那福建泉州,是不是也要30名未婚男青年,签订“抵制高价嫁妆承诺书”呢?
非要搞二元对立,很没有意思。
现实大多数情况下,彩礼和嫁妆,其实都变成了夫妻的共有财产,用于小家庭的生活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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