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2
关于张角以及其领导的黄巾起义，皆因 《三国演义》 而被后世耳熟能详，然大众的认知亦因此而有所偏差。
参 《后汉书·皇甫嵩传》 载，张角‘ 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纵观历史，黄巾起义的波及程度，在当时可谓古之未有。
而张角造就 「席卷八州」 之壮举，其背后的各种成因，确是值得后世抛开历史成见，辩证地分析与学习。
参 《皇甫嵩传》 载，‘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呪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即张角有治病救人之能，但仅是如此应无法联动八州百姓，成为精神支柱。
不过东汉以来，上下皆流行谶纬之学。 《后汉书·光武帝纪》 即云，‘ 宣布图谶于天下 ’，将谶术列为官学，甚至根据图谶指示决定官员升迁、王侯分封。
所谓上行下效，百姓对于谶纬之术更是笃信不已。顾炎武 《日知录》 尝言，‘ 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 。’而‘ 西京之末 ’即指东汉末年。
故而黄巾之乱的基础即是源于百姓对于谶纬之术的信任。而黄巾军的谶语即是‘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
如此亦引出另一疑问，谶语是黄巾军造势之用，亦是一种起义前的口号宣传。
且 《皇甫嵩传》 载，教众‘ 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即用白土将‘甲子’二字写在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
换言之，黄巾军已然是有恃无恐地将起义时间，清清楚楚地告知了朝廷。
至此，大家是否有所恍然，原来并不存在所谓地‘ 密谋 ’、‘ 举报 ’……然 《皇甫嵩传》 中亦言，‘ 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 ’如此岂非自相矛盾？唐周的上告是否多此一举？黄巾军又何会有恃无恐？
背后诸多值得推敲地细节，正史却仅是一笔带过，等待后世的挖掘。
实际上，早在黄巾起义前的三年间，朝廷已是多次接收到有关黄巾叛乱的上疏。
参 《后汉书·刘宽传》 载，‘ 光和二年（179），刘宽复代段颎为太尉。在职三年，以日变免。又拜永乐少府，迁光禄勋。以先策黄巾逆谋，以事上闻，封逯乡侯六百户 。’
所谓‘ 先策 ’即预知也，刘宽在光和四年（181）已经预知黄巾谋逆，而上疏揭发。
又 《后汉书·杨赐传》 载，‘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 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 ”……赐遂上书言之。会去位，事留中。’
杨赐在熹平五年（176）、光和二年（179），两次曾任职司徒。
又杨赐光和三年（180）九月，因病被罢免。 即使以光和二年（179） 为基准，对应‘ 会去位，事留中 ’之语，杨赐上疏黄巾谋逆，时间最迟亦在光和三年（180）。
杨赐更是提出了具体策略，即由朝廷出面遣返太平教徒，以此削弱、瓦解太平道党羽，再诛张角则易如反掌。然而杨赐等人的几次有关太平道的“上奏”，皆未引起朝廷应有的警觉与重视。
或许有人会顺理成章地将结症，归结于灵帝刘宏的昏聩无能，但实则不然……
因为张角的太平道并非隐秘组织，而是公开收罗信众。地方官员却未将太平道视为一种威胁，甚至暗中支持，否则张角亦无法‘ 徒数十万、连结八州 ’。换言之，在东汉士族阶层的认知中，太平道的传播，绝对无法威胁到朝廷统治。
士族阶层、世家豪族对太平道的这种，让今人无法理解‘ 无威胁论 ’究竟从何而来……
以今观之‘ 徒数十万、连结八州 ’并不突兀，是因为古今认知存在着巨大差异，因为这个数据放在东汉末年，是极其异常，甚至让人生畏的。
当时的人口数量不过五千五百万。参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 载，‘依汉永和五年（140）各郡国密度为例，张角祖籍冀州钜鹿人口密度不过 71.51 人/平方公里。而冀州人口密度最高的清河亦不过 101.55 人/平方公里。’
参照实物，一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足球场场地的面积，却不过72人。
且上述数据除去 城镇人口 、 征兵 、 劳役 ，恐还要再少一半。如此换算下来，人口的稀疏程度非今人可以想象。且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百姓九成皆散布于广袤地山野之间，而非城镇。
而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距离暂且不提，山泽阻断已是天堑。
张角作为非官方人员，是如何在人口如此稀疏，且交通隔绝、通讯阻断的条件下，征募、组织起如此庞大数量的教众……
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皆以大规模流民为起点，通过不断地流动，积年累月方才形成规模。
譬如秦末陈胜吴广、西汉末的绿林赤眉，皆是从 几百人 、 几千人 开始。即使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初亦不过数万人而已。
故而朝廷对杨赐等人的上疏，并未给予足够地重视。
毕竟在朝廷眼中，太平道并不具备组织大规模军队的条件，不过是跳梁小丑、随手可灭。
参 《后汉书·皇甫嵩传》 载，事发后‘ 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 。’所谓钩盾令属少府，令秩六百石，以宦者为之，掌管京城附近诸池、园苑及其中果蔬等种植之事。
原本应该军队的工作，却让城管冲锋陷阵。由此观之，朝廷对于黄巾军的态度。
但是张角却创造了一个奇迹，黄巾军爆发即是 巅峰 。
规模达到数十万，牵涉全国八州， 并非依靠积年累月逐步形成。实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状况，完全颠覆了朝廷对于民间起义的认知。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张角如此‘ 神人 ’，纵观中国历史亦属少见。
而张角之所以突破了前人限制，组织起如此规模庞大的叛乱行动，原因有二：
其一，一套前所未有的宗教管理体系。 参 《三国志·张鲁传》 注引 《典略》 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 骆矅 。光和中，东方有 张角 ，汉中有 张修 。骆矅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
又 《后汉书·皇甫嵩传》 载，‘ 符水呪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
张角即依靠给百姓治病，口口相传形成信徒崇拜。同时张角的太平道，与张修的五斗米道，皆是我国最早的民间黄老宗教，在此之前仅有黄老之学，而未形成宗教，故而言之‘ 前所未有 ’。
那么，太平道是如何由 《太平经》 衍生成一个教派，灵感之滥觞，所出于何处……
相对于世界性宗教，无论是佛教、基督教初期的影响力皆十分微弱。太平道作为道教之先驱，并无先例参照，如此一个新生宗教又是如何十年间席卷数十万信徒？
参史本载录，印度佛教早在战国后期，即与中原地区有所接触，直至东汉明帝时期正式传入中国，此时的印度佛教僧团已然发展了六百余年，各种宗教制度均已在实践中得以积累完善。
由此推之，张角的宗教管理系统应脱胎于佛教僧团， 即张角借鉴了佛教的经验 。
其二，黄巾起义虽被定义为农民起义，但是却掺杂着世家、豪族的背后支持。
据葛洪 《抱朴子》 载：‘ 曩者张角，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姬妾盈室，管弦成列 。’
百姓为生计奔波，连字尚认不得，又如何精通《太平经》，故张角至少是一方豪族。
且黄巾信众中亦不乏大量豪强、官员参与其中。
譬如 王度 ，兖州东郡东阿县丞，《程昱传》载，‘ 黄巾起，县丞王度反应之，烧仓库 。’又如《皇甫嵩传》载，‘ 元义素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 。’
马元义能够做到与中常侍内外勾结，理应是豪族子弟，而非普通百姓。
曹操平定青州黄巾时， 《魏书》 云，‘贼乃移书太祖曰：“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
书信中行文流畅，言及天命，亦非普通百姓之能力所及。
且一些毫无组织之饥民、以及背朝黄土之农民，又如何懂得军机政事，故黄巾军的高层、骨干皆有世家、豪族参与。
参正史载录黄巾起义之过程，虽波及八州，但张角能控制的范畴亦仅一州之地。
其余各路起义虽以黄巾为名，却只是各自为战，邻郡之间并无相互配合与策应。如此亦反映出黄巾的根基多是不入流地 世家 、 豪族 ，而非流民、流寇。
因为豪族在本乡本土有家有业，除非逼不得已，否则不会抛弃家业离乡作战。
那么，这些世家、豪族阶层为何愿意与张角相互协作，共同起事……
西汉文景之时，朝廷崇尚黄老之学。民间亦信仰自由，信儒修道皆有之。但自汉武帝 独尊儒术 后，因儒教成为官学，信儒者更容易入仕，以致重新道学豪族日益边缘化。
至东汉，甚至被禁止入仕，以致原始道教信徒被迫彻底转入民间。
王莽新朝后期，南岳大师 李广 以安徽天柱山为根据地，广泛收受门徒，招集信众，势力范围远及荆州、鄂州、广州、英州、洛阳、长安等地，是中国道教最早的发源地。
至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六月， 李广在皖城发动起义 。
是中国历史上，道教徒发起、领导的第一次起义，亦是道教徒对统治阶级独尊儒术不满的首次冲击。
至此以后愈演愈烈， 安帝 、 顺帝 时期政治日坏，原始道教起事更是延绵不绝。
《后汉书·法雄传》 载，安帝时，张伯路冠赤帻、服绛衣，从海路起事，攻占滨海九郡，‘永初四年（110），复与平原刘文河等三百余人称「使者」’。所谓 「使者」 即天帝使者，多为巫觋或道士。
《后汉书·质帝纪》 载，永憙元年（145），历阳贼华孟自称 「黑帝」 。
《后汉书·滕抚传》 载，‘又阴陵人徐凤、马勉等复寇郡县，杀略吏人。凤衣绛衣，带黑绶，称「无上将军」，勉皮冠黄衣，带玉印，称 「黄帝」 ，筑营于当涂山中。’
《后汉书·桓帝纪》 载，‘建和元年（147）陈留盗贼李坚自称 「皇帝」 。’
‘建和二年（148）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 「黄帝子」 ，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 「真人」 ，并图举兵，悉伏诛……和平元年（150）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 「皇帝」 。
延熹八年(165)十月，勃海妖贼盖登等，称 「太上皇帝」 。
上述之「皇帝」即「黄帝」，等同于「天帝」，且皆带有原始道教成分。
故而黄巾起义并非孤例，综上所述皆是汉末黄巾起义的基础与源泉，黄巾起义能够一次性爆发如此规模，于此不无关系。
而且黄巾之乱后，道教起义亦未因张角地失败而就此完结……
譬如，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的谋主 孙秀 ，世奉五斗米道，为道徒。可以说，孙秀是导致八王之乱，以及五胡乱华的关键人物。
又如，天师道教主 范长生 ，辅佐李特建立 成汉政权 。
再如，东晋后期五斗米道 孙恩 、 卢循 起义，达十二年之久，对东晋门阀士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直到北朝 寇谦之 、南朝 陆修静 ，分别对早期道教的教义、制度进行了有效地改革，道教方才大兴，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