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6-26
关于张角以及其领导的黄巾起义，皆因《三国演义》而被后世耳熟能详，然大众的认知亦因此而有所偏差。参《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张角‘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纵观历史，黄巾起义的波及程度，在当时可谓古之未有。
张角造就“席卷八州”之壮举，其背后的各种成因，确是值得后世抛开历史成见，辩证地分析与学习。参《皇甫嵩传》载，‘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呪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即张角有治病救人之能，但仅是如此应无法联动八州百姓，成为精神支柱。
东汉以来，上下皆流行谶纬之学。《后汉书·光武帝纪》即云，‘宣布图谶于天下’，将谶术列为官学，甚至根据图谶指示决定官员升迁、王侯分封。所谓上行下效，百姓对于谶纬之术更是笃信不已。顾炎武《日知录》尝言，‘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而‘西京之末’即指东汉末年。
故而黄巾之乱的基础即是源于百姓对于谶纬之术的信任。而黄巾军的谶语即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如此亦引出另一疑问，谶语是黄巾军造势之用，亦是一种起义前的口号宣传。
参《皇甫嵩传》载，教众‘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即用白土将“甲子”二字写在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
换言之，黄巾军已然是有恃无恐地将起义时间，清清楚楚地告知了朝廷。至此，大家是否有所恍然，原来并不存在所谓地“密谋”、“举报”……然《皇甫嵩传》中亦言，‘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如此岂非自相矛盾？唐周的上告是否多此一举？黄巾军又何会有恃无恐？
背后诸多值得推敲地细节，正史却仅是一笔带过，等待后世的挖掘。实际上，早在黄巾起义前的三年间，朝廷已是多次接收到有关黄巾叛乱的上疏。
参《后汉书·刘宽传》载，‘光和二年（179），刘宽复代段颎为太尉。在职三年，以日变免。又拜永乐少府，迁光禄勋。以先策黄巾逆谋，以事上闻，封逯乡侯六百户。’
所谓‘先策’即预知也，刘宽在光和四年（181）已经预知黄巾谋逆，而上疏揭发。又《后汉书·杨赐传》载，‘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 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赐遂上书言之。会去位，事留中。’
杨赐在熹平五年（176）、光和二年（179），两次曾任职司徒。又杨赐光和三年（180）九月，因病被罢免。即使以光和二年（179）为基准，对应‘会去位，事留中’之语，杨赐上疏黄巾谋逆，时间最迟亦在光和三年（180）。
杨赐更是提出了具体策略，即由朝廷出面遣返太平教徒，以此削弱、瓦解太平道党羽，再诛张角则易如反掌。然而杨赐等人的几次有关太平道的“上奏”，皆未引起朝廷应有的警觉与重视。或许有人会顺理成章地将结症，归结于灵帝刘宏的昏聩无能，但实则不然……
因为张角的太平道并非隐秘组织，而是公开收罗信众。地方官员却未将太平道视为一种威胁，甚至暗中支持，否则张角亦无法‘徒数十万、连结八州。’
士族阶层、世家豪族对太平道的这种，让今人无法理解‘无威胁论’究竟从何而来……以今观之‘徒数十万、连结八州’并不突兀，是因为古今认知存在着巨大差异，因为这个数据放在东汉末年，是极其异常，甚至让人生畏的。
当时的人口数量不过五千五百万。参葛剑雄《中国人口史》载，‘依汉永和五年（140）各郡国密度为例，张角祖籍冀州钜鹿人口密度不纳橘晌过71.51人/平方公里。而冀州人口密度最高的清河亦不过101.55人/平方公里。’
参照实物，一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足球场场地的面积，却不过72人。且上述数据除去 城镇人口 、 征兵 、 劳役 ，恐还要再少一半。如此换算下来，人口的稀疏程度非今人可以想象。且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百姓九成皆散布于广袤地山野之间，而非城镇。
而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距离暂且不提，山泽伍首阻断已是天堑。
张角作为非官方人员，是如何在洞锋人口如此稀疏，且交通隔绝、通讯阻断的条件下，征募、组织起如此庞大数量的教众……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皆以大规模流民为起点，通过不断地流动，积年累月方才形成规模。
譬如秦末陈胜吴广、西汉末的绿林赤眉，皆是从 几百人 、 几千人 开始。即使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初亦不过数万人而已。
故而朝廷对杨赐等人的上疏，并未给予足够地重视。毕竟在朝廷眼中，太平道并不具备组织大规模军队的条件，不过是跳梁小丑、随手可灭。
参《后汉书·皇甫嵩传》载，事发后‘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所谓钩盾令属少府，令秩六百石，以宦者为之，掌管京城附近诸池、园苑及其中果蔬等种植之事。
原本应该军队的工作，却让城管冲锋陷阵。由此观之，朝廷对于黄巾军的态度。但是张角却创造了一个奇迹，黄巾军爆发即是 巅峰 。
规模达到数十万，牵涉全国八州， 并非依靠积年累月逐步形成。实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状况，完全颠覆了朝廷对于民间起义的认知。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张角如此‘神人’，纵观中国历史亦属少见。而张角之所以突破了前人限制，组织起如此规模庞大的叛乱行动，原因有二：
其一，一套前所未有的宗教管理体系。参 《三国志·张鲁传》 注引 《典略》 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 骆矅 。光和中，东方有 张角 ，汉中有 张修 。骆矅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
又 《后汉书·皇甫嵩传》 载，‘ 符水呪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
张角即依靠给百姓治病，口口相传形成信徒崇拜。同时张角的太平道，与张修的五斗米道，皆是我国最早的民间黄老宗教，在此之前仅有黄老之学，而未形成宗教，故而言之‘ 前所未有 ’。那么，太平道是如何由 《太平经》 衍生成一个教派，灵感之滥觞，所出于何处……
相对于世界性宗教，无论是佛教、基督教初期的影响力皆十分微弱。太平道作为道教之先驱，并无先例参照，如此一个新生宗教又是如何十年间席卷数十万信徒？参史本载录，印度佛教早在战国后期，即与中原地区有所接触，直至东汉明帝时期正式传入中国，此时的印度佛教僧团已然发展了六百余年，各种宗教制度均已在实践中得以积累完善。
由此推之，张角的宗教管理系统应脱胎于佛教僧团， 即张角借鉴了佛教的经验 。其二，黄巾起义虽被定义为农民起义，但是却掺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