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吴死，全国统一。这个时候中国总人口是1600万，和上海北京差不多。公元156年，东汉桓帝在位两年，中国总人口已达5000万。也就是说经过一百多年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朝代的结束都是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时期。汉末三国、唐末、宋末、元末、明末、晚清都是如此。
大树的砰然一声，无非是外力的突然破坏或者内部的逐渐腐朽。但一个大王朝的覆灭，通常都是内因造成的，东汉末年就是这样灭亡的：一是天灾频仍，民不聊生；二是官员贪婪腐败；第三，奸夫掌权，虎狼当道；第四，恶行猖獗，黑暗。然后，黄巾遍地，千里之地光秃秃，诸侯崛起，天下熙熙；然后三国争斗不断，山河分裂近百年。
贼执社稷之柄，杀主灭玉京。推翻皇帝根基，祠堂被烧。传西迁，哭着走，看着贝洛城，儿子伤心。这是曹操《薤露》首诗的后八句，描写董卓威胁皇帝西迁长安，火烧洛阳的场景。
人们习惯于将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因为其首都的地理位置。从汉光武帝刘秀建都，到三国时期，洛阳已有200多年的商业历史。金碧辉煌的宫殿，香榭丽舍的花园，繁华的街道，金碧辉煌的华轩，和长安城一样大。晋人张衡在《两京赋》一书中，盛赞了当年洛阳的壮丽盛况。但东汉末年，董卓的一把火，让洛阳这个一国之首的好地方，一度成为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剩下几百户人家。太可惜了！
哪里有分裂，哪里就有战争，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死亡。据钱穆《国史大纲》:蜀亡时，胡28万，寇94万。内甲兵10.2万，占总数的九分之一。吴亡时，户五十三万，口二百三十万。内兵23万，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官员3.2万，后宫5000。魏，胡，663423，寇，4432881。三国合计约，户，1473423，口，7672881。钱穆说，就整个历史而言，户口并不比现在少。一般来说，就是盛汉时期南阳、汝南两郡的数量。三国后期就是这样，乱的时候可以想想。
在一首名为《蒿里》的诗中，曹操描述了当时中原周边的惨烈景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啼。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个人活着，想起来极其难过。
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文明野蛮灭绝的大倒退。董卓迁都长安，火烧洛阳，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火苗冲天，黑烟满地，方圆两三百里，鸡犬无人。这一把火，比起秦末着急的项羽，放在阿房宫，一把烧了三个月也没灭的火。可能差一点，但是它的残暴更厉害。董卓杀富徙贫。富人被杀无罪，穷人在迁徙途中被杀。即使是幸免于难的人，也逃不过虎狼之军。结果河洛焦土，千里之外的赤县，夷为平地，几劫屡犯。
黄巾也好，董卓也好，都是基层百姓用的低
在每个人灵魂最私密的地方，总是有善与恶的碰撞甚至战争。善能制恶，成为正常的社会人；如果善不能抑制恶，它就会随着癌细胞的扩散而愈演愈烈。但社会无法抑制邪恶病毒的蔓延，个人的邪恶自然会发展成群体的邪恶，而群体的邪恶又会被低智商、低素养、低理性的痞子先锋所操纵，这势必是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
人类最大的罪恶是屠杀。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是互相残杀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这个集团和那个集团，这个党和那个党，这个军队和那个军队之间互相残杀，而用这种内斗杀人的人，更是血腥残忍。当统治者杀了他的副手，叛军杀了皇帝，镇压起义，他们会杀了所有的人，消灭政府，消灭草。甚至王皇后的相互残杀，内外宫闱，军阀诸侯的内战，文官武将，更是成了黑暗的杀戮场。九大家族都牵涉其中，所有无辜的人都被刀剑所杀。那些杀人犯杀红了眼，不问青红皂白，给李殊带来灾难也是常有的事，像割庄稼杀过去，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中国文明史上的每一次倒退，都是这些具有破坏性、报复心、恶行坚决的勇者们制造的杰作。
公元263年蜀亡，公元264年魏亡，公元265年称帝晋，中原大一统，老百姓终于摆脱了战争的阴影。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吴死，全国统一。这个时候中国总人口是1600万，和上海北京差不多。公元156年，东汉桓帝在位两年，中国总人口已达5000万。也就是说经过一百多年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了！
中国的生活就像一条虫子。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被困，流亡，并在每个回合都被视为政治受害者。大笔一挥，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让死人活了过来。别说公正的审判，连良心的谴责都没有。当它成为历史，一行两行字，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会被人刷到一边。
所以互相学习，习以为常，在中国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的价值在掌权者眼中是微不足道的。直到今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包括把人当人的，被人当人的，都不觉得人这么没有安全感是不正常的。十年动乱期间，你有那么多权利，却被造反派扔进牛棚，无所不用其极地羞辱自己。谁曾说过不，不敢屈服？这是这种永恒的流毒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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