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史记》的创作
1、 创作动因：
司马迁是汉代武帝时的史官。司马迁创作史记，基于两方面的动因，除了继承世代著史的家学渊源外，他的著述有着更为宏大的目标，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说：“先父曾经说过，‘自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诞生了孔子。孔子死后至今也有五百年了，应该是到了有人能继承圣明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经》、《尚书》、《仪礼》、《乐经》的本原的时候了。’他的意思就在这里吧？他的意思就在这里吧？我怎么敢推辞呢？”怀着继承父业的壮志，司马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为创作《史记》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司马迁东游会稽、禹穴、姑苏、泰山；南历江淮、庐山、沅湘、九疑、邛、笮、昆明；西至空峒、巴蜀以南；北经龙门，长城内外等地。足迹遍及黄河，长江合粤江流域。通过游历，司马迁实地考察了秦汉之际大小战役的地理环境，采访了许多不见于史册的遗闻轶事，熟悉了各地的风俗民情和经济状况，开阔了胸襟，丰富了知识，为著述《史记》奠定了基础。在司马迁着手创作《史记》的过程中，因为李陵案，他遭遇了令他蒙羞终身的腐刑，这严重摧毁了司马迁的精神信念。这时，他从历史上的显要和英雄人物那里寻求精神力量，继续著述。《报任安书》表明了他忍辱苟活发愤著书的苦衷：
|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际，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记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
|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俗又不与能死节者……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
2、创作思想
]“究天人之际”：即探求在社会历史当中人的作用，司马迁充分肯定人的历史功用，把人作为表现的中心，因此独创了纪传体。他笔下的“人”，实际上是指人类，即包括帝王将相，贵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谋士，说客，游侠，刺客，商贾，倡优，医生，卜者，还有下层人民和农民起义的领袖，这远远超过了前代史家的笔触范围。
]“通古今之变”：《史记》以务实精神反映各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观点“不与古人同是非”，并不完全着眼于道德上的是与非。因此在赞扬伟大人格的同时又强调人的物欲推动历史进程。
]“成一家之言”：《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继承了先秦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不为尊者讳，敢于批判社会现实，指斥最高统治者的暴虐，贪婪，劳民伤财和迷信求仙。
（二）《史记》的艺术成就概说
《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既是历史巨著，又是文学巨著。其内容是历史，其表述形式则是最美的散文。
作为一部富有创造性的历史著作，《史记》气象恢宏、思想深刻、体例新颖。下列两表，予以说明：
作为一部有特色的文学著作，《史记》在思想倾向、人物形象塑造、语言表达三方面都堪为典范。
第一，思想倾向反映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持的态度。《史记》写人叙事寓褒贬，别善恶，爱憎分明。司马迁突破了封建正统观念，敢于对当朝帝王持批判态度，敢于肯定起义的农民领袖，歌颂下层人物的高尚人格。
第二，在语言表达上，《史记》使用汉代通行的语言，语汇丰富，用词准确，朴素洗练。他善于通过对话去表现人物的独特思想、性格、心理、神态和身份。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就流露出陈涉的伟大抱负。
第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史记》也体现出了丰富多样，角度新颖，技巧独到的特色。
首先，《史记》树立了包括帝王将相、贵戚富商、文人隐士、游侠刺客、医卜星相、皂隶倡优在内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司马迁精心收集并选用了历史材料，突出这些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使这些历史人物作为具有生命力的文学形象，长存在文学的艺术殿堂。例如西楚霸王项羽，侠士荆轲，飞将军李广，谋士张良，文化巨人孔子，骚人屈原，都是塑造得极成功的文学人物。
其次，《史记》善于选取刻画人物的角度。例如：项羽本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司马迁一方面突出他的英雄本色，另一方面从他失败的原因着手。项羽的英雄本色通过几个重大的事件来体现：杀宋义救赵，胆略超群；巨鹿之战，“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东城快战，以少胜多，横扫千军。项羽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矜功伐”，自夸自负，恃功贪名。项羽少时要学可以敌万人的兵法，见到秦始皇要“取而代也”，火烧咸阳后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兵败后认为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而不东渡，无一不说明他的沽名钓誉。
其三，《史记》采用了一整套刻画人物的技巧。包括：对比映衬，如廉颇和蔺相如的对比；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如荆轲刺秦；运用个性化的语言，如同样面对秦始皇巡游，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是没落贵族的语言，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是要求政权的平民的语言；以大场面夹杂小故事，以大场面展示人物的全貌，以小故事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如垓下之围和慷慨悲歌，一大一小，同时展示了项羽的英雄气和儿女气；互见法，本传中介绍人物主要事迹，在别传里侧面介绍该人物的其他事迹，这样使人物的主要事迹详细集中。比如，《高祖本纪》刻画的刘邦是正面的开国英雄，《项羽本纪》却展示了刘邦的冷酷与自私。
总之，《史记》塑造的文学形象历经千古而不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明代茅坤所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转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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