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生平事迹

如题所述

李渔出生时,由于其祖辈在如皋创业已久,此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

其后由于在科举中失利,使肩负以仕途腾达为家庭光耀门户重任的李渔放弃了这一追求,毅然改走“人间大隐”之道。

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和1667年(康熙六年)先后获得乔、王二姬,李渔在对其进行细心 *** 后组建了以二姬为台柱的家庭戏班,常年巡回于各地为达官贵人作娱情之乐,收入颇丰,这也是李渔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李渔文学创作中最丰产的一个时期,《闲情偶寄》一书就是在这一段内完成并付梓的。

1672、1673年,随着乔、王二姬的先后离世,支撑李渔富足生活的家庭戏班也土崩瓦解了,李渔的生活从此转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之中,经常靠举贷度日,1680年,古稀之年的李渔于贫病交加中泯然于世。

说起李渔,一开始几乎是几个男人之间的谈资,稍稍有点隐私,关于如何挑选女人、关于《金瓶梅》的版本,诸如此类,以为都是秘不示人的。

可是后来发现,喜欢李渔的人越来越多,不仅男人喜欢,连女人也很欣赏。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喜欢李渔,几乎出于男人的本能。

因为李渔是一个热爱生活,并且生活得很艺术的人。

而且他能够把生活的经验又很艺术地写成书,这也是他高出许多风流才子的地方。

林语堂在谈到《闲情偶寄》这本书时说:“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个重要部分,时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时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室与庭院、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系列。

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

李渔的戏曲论著存《闲情偶寄》词曲部,以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译、格局六方面论戏曲文学,以选剧、变调、授曲、教自、脱套五方面论戏曲表演,对我国古代戏曲理论有较大的丰富和发展。

《闲情偶寄》除戏曲理论外,还有饮食、营造、园艺等方面的内容。

李渔在给礼部尚书龚芝麓的信中说:“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

……托之空言,稍舒蓄积。”可见此书足能反映他的文艺修养和生活情趣。

夏李村人多地薄,“流寓于外者几三分之二”,其族中不少人在江苏如皋古城经营药材,有“冠带医生”头衔的李渔伯父李如椿在如皋城内的药铺也开得红红火火。

李渔父亲李如松在李渔出生后不久,便举家迁往如皋居住,以助其兄照顾生意。

自幼聪颖的李渔,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之年便能赋诗作文,下笔千言。

他每年在自家后院的梧桐树上刻诗一首,以警戒自己不要虚度年华。

15岁时在梧桐树上刻的诗是:“小时种梧桐,桐本细如艾。

针尖刻小诗,字瘦皮不坏。

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

桐字已如许,人长亦奚怪。

好将感叹词,刻向前诗外。

新字日相催,旧字不相待。

顾此新旧痕,而为悠忽戒。”

为了让儿子能静心攻读,光宗耀祖,李渔母亲学孟母“三迁教子”,将李渔安置到李堡镇上的一座“老鹳楼”里读书。

但正当李渔在书山学海中奋读攻研、学有所成的时候,他父亲因病不幸去世,家庭突然失去顶梁柱,全家人顿陷困境。

迫于生计,也因自己要回原籍浙江参加科举考试,李渔决计扶柩回乡,回到故乡兰溪夏李村,这年,李渔十九岁。

同年,娶了距夏李村约十华里的生塘徐村(今属水亭乡)徐氏女为妻,并白头偕老。

李渔多次出游,都靠她主持家政有方,得无后顾之忧。

李渔在其作品中亲切地叫她“山妻”。

父亲的去世更坚定了李渔谋取功名的决心,崇祯八年(1635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

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

崇祯十二年(1639年),29岁的李渔稳操胜券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孙山。

科场失利的沉重打击,他满腹牢骚,在寄给同试落榜友人的信中写道:“才亦犹人命不遭,词场还我旧时豪。

携琴野外投知已,走马街前让俊髦。

酒少更宜赊痛饮,愤多姑缓读《离骚》。

姓名千古刘蕡在,比拟登科似觉高。”次年元日作《凤凰台上忆吹箫》叹功名不就:“昨夜今朝,只争时刻,便将老幼中分。

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

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

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

闺人,也添一岁,但神前祝我,早上青云。

待花封心急,忘却生辰。

听我持杯叹息,屈纤指、不觉眉颦。

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

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王朝举行最后一次乡试,李渔再赴杭州应试,由于局势动荡,李渔途中闻警返回兰溪。

不久,社会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清朝的铁骑横扫江南,明王朝已成风雨飘摇之势。

国难当头,自己求取功名之路化为泡影,此时的李渔心灰意冷,惆怅不已。

这年的清明节,他在祭扫先慈墓时,百感交集,内心愧疚,长歌当哭:“三迁有教亲何愧,一命无荣子不才。

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

不久,受新任婺州司马许檄彩之盛请,做了幕客。

后又结识新任知府朱梅溪,两人志趣相投,来往甚为密切。

一次,朱梅溪盛邀李渔去城东南隅的八咏楼赏景,并要他为此楼题联,以弥补该楼有诗无联的缺憾。

八咏楼原名元畅楼,因齐梁时沈约的一首《元畅楼咏》而得名,唐代后改名,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之盛地。

南宋李清照曾登临此楼,并作《题八咏楼》。

因为有了前人的名篇,后人便不敢轻易吟诗撰联。

李渔当即作了“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一联,令人拍案叫绝。

朱梅溪命人制匾后悬于楼柱上。

三年后,清兵攻入金华,楼遭灾,联遭毁,李渔也被迫离开金华回到了兰溪。

清顺治三年(1646)8月,清军攻占金华,“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

功名不遂、身经战乱的李渔归隐故乡,回夏李居住。

清廷颁布了剃发令,所到之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李渔对这一伤害民族自尊心的暴行虽强烈不满,但为了保命,还是剃了,并自称为“狂奴”,奋笔写道:“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

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

几处烽烟熄,谁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过太平年。”

李渔自誉为“识字农”,在伊山头的“先人墟墓边”,“新开一草堂”,构筑了自己的乐园-伊山别业(即伊园)。

伊园是李渔展示其园林技艺的最初杰作,园内经他独具匠心的设计和安排,构筑有廊、轩、桥、亭等诸景,自誉可与杭州西湖相比,“只少楼台载歌舞,风光原不甚相殊。”并写下《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篇咏之。

“此身不作王摩诘,身后还须葬辋川”,他决定学唐代诗人王维,在伊山别业隐居终生,老死于此。

在这之前,他还写过《归故乡赋》,里面写道:“至乃鸡犬欢迎,山川相识。

农辍锄以来欢,渔投竿而相揖。

骚朋韵执,索佳句于奚囊;逸叟闲夫,访新闻于异国。

家无主而常扉,草齐腰而没膝。

燕迁旧垒之巢,鹊喜新归之客。

虫网厚兮如茧,蜗迹纷兮如织。

书破蠹肥,花稀棘密。

妻颜减红,亲发增白。

幸犹归之及今,悔长征之自昔。”“男子生兮,弧矢四方。

世莫予宗兮,盍归父母之邦。

采兰纫佩兮,观瀔引觞。

与鼎食而为萍为梗兮,宁啜菽而为梓为桑者也。”深感行迈之艰,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归隐之意。

李渔非常关心村上的公益事业,以他为首在村口的大道旁倡建了一座凉亭,取名为“且停亭”,并题联曰:“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

此亭此联一直为后人传颂,被列为“中国十大过路凉亭”之一。

他还倡修水利,积极为首兴建石坪坝等四处堰坝,挖掘伊坑等沟渠六华里,使易旱的黄土丘陵地带形成“自流灌溉”,改善了农田水利,村民至今受益。

据《龙门李氏宗谱》载:“伊山后石坪,顺治年间笠翁重完固。

彼时笠翁构居伊山之麓,适有李芝芳任金华府刑订厅之职,与笠翁公交好,求出牌晓谕,从石坪处田疏凿起,将田内开凿堰坑一条,直至且停亭,复欲转湾伊山脚宅前绕过。

公意欲令田禾使有荫注,更欲乘兴驾舟为适情计也。”石坪坝后人誉为“李渔坝”。

顺治八年(1651)李渔被推为宗祠总理,手订下李氏宗祠《祠约十三则》,又主持修了《龙门李氏宗谱》,深受村民敬重。

这一年,李渔在一次兴修水利过程中介入了与生塘胡村的一场词讼之中,后因“胡姓刁诈,事不如愿,结讼中止”。

此事使李渔萌发了到杭州发展自己事业的念头。

于是他写下《卖山券》,卖去自己悉心营造、终日游乐其间的伊园,举家移往杭州,去寻找新的创业之路。

李渔为其在杭州的寓所题名为“武林小筑”,并在此暂居下来。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虽美丽如画、胜似天堂,但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尽管有朋友的接济,但仍然举日维艰,穷途欲哭,处境十分尴尬。

然而,李渔并没有气馁,他知道,偌大的杭城,定有他的谋生之道。

一段时期,在杭城的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不断了解中发现,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对戏剧、小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专长,“卖赋以糊其口”,一方面可以解决一家人生计,另外一方面还可使自己在杭城立住脚跟,隐逸于市井间。

主意一定,他毅然选择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被时人视为“贱业”的“卖文字”之路,开始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糊口”专业作家的创作生涯。

他以旺盛的创作力,数年间连续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这些通俗文学作品虽在当时被正统文人所不齿,视为末技,但由于通俗易懂,贴近市民生活,寓教于乐,适合观众、读者的欣赏情趣,所以,作品一问世,便畅销于市场,被争购一空。

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抢手货。

李渔称自己的作品是“新耳目之书”,一意求新,不依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

他努力发现“前人未见之事”,“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故事新鲜,情节奇特,布局巧妙,语言生动。

他的小说重在劝善惩恶,同情贫穷的下层人物,歌颂男女青年恋爱婚姻自主,谴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批判假道学为主题,具有一定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后人在评论他的小说成就时,称他的《无声戏》、《十二楼》两个短篇小说集是继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之后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是清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关于李渔的戏剧创作,据他本人和同时代人郭传芳说,有“前后八种”、“内外八种”共十六种,但编写时可以肯定的却只有十种。

李渔写作传奇是他生平最大的“癖嗜”,自称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

他从明代剧作家远离舞台使剧本成为案头之作中发现弊病,开始注重联系观众和舞台效果,重视研究戏曲的演习工作。

因此,李渔在戏曲的艺术形式和演唱技巧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

独树一帜的戏剧风格使他在当时词坛上一举成名,“北里南曲之中,无不知李十郎者”。

李渔的作品因为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故遍行于坊间,不少作品还被翻译后流入日本及欧洲国家。

从1651至1668年,李渔在流寓杭州、南京等地期间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比目鱼》、《凰求凤》等大量剧本。

他把《风筝误》等十个剧本合称《笠翁十种曲》出版发行,此书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抢购一空,并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清朝)第一”。

《十种曲》的问世,扭转了在李渔之前戏曲创作上重“曲”轻“剧”,重填词轻宾白的风气。

为了加强舞台演出效果,李渔十分重视宾白创作和运用,他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重视宾白的剧作家,也是宾白创作成就最高的剧作家。

他主张“填词之设,专为登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 *** 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看,又与不读书之妇女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

《十种曲》的题材全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且喜剧色彩十分浓郁,这是李渔传奇最突出的地方。

他说:“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枝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会变喜成悲咽。

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李渔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被后人推为“世界喜剧大师”。

李渔在杭州居住数年之后,随着作品的不断问世,“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坛新人。

他的作品以惊人的速度向各地流传,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不法书商千方百计进行私刻翻印以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当时,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见到笠翁新作。

有的就干脆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挂上“湖上笠翁”的名进行发行,蒙骗读者。

不法书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径,不仅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还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声誉和经济收入。

为捍卫著作权,他勇敢地站出来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他一边请求官府为他主持公道,传札布告;一边与女婿沈心友四处奔走,上门交涉。

他曾在《闲情偶寄》里说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

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

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可以说,李渔是中国最早具有版权意识的出版家,也是最早捍卫自己著作权的作家。

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没有形成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盗版现象仍防不胜防,屡屡发生,使李渔忙于交涉,兴叹不已。

而其中以金陵(今南京)的盗版者为最多,为了便于交涉,李渔索性在1662年左右离开了杭州,举家迁往金陵。

清顺治十七年(1660),李渔五十岁,亲朋好友欲为他举行五十岁寿辰,被他谢绝了。

李渔联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仍无子无成,顿生感叹。

他在《五十初度答贺客》中写道:“尽日为农曲水边,偶因客至罢耘田。

穷愁岂复言初度,衰病空穷祝大年。

艾不服官今已矣,岁当知命却茫然。

纷纷燕贺皆辞绝,止受心交一字怜。”

此事过后一个月,侧室纪氏为他产下一子,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事。

晚年得子,为他寥落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

李渔为他取名将舒,大摆宴席以示庆贺,并作七绝《五十生男自题小像志喜》:“年逾四十便萧条,人说愁多面色凋。

欢喜若能回老态,十年霜鬓黑今霄。”七律《庚子举第一男,时予五十初度》:“五十生男命不孤,重临水镜照头颅。

壮怀已冷因人热,白发催爷待子呼。”

李渔给第一子取名“将舒”,从他所写《名诸子说》中的 “天下事莫妙于将,而莫不妙于既”一句中可以理解其用意,他说:“将者,将然未然之词也。

既,则令人观止矣。”又说:“吾欲诸子顾名思义,人各用将,凡事皆然,不独功名富贵。

富而不将,则以满致溢;贵而不将,则由高得险。

戒之哉。”

自从李渔五十岁添第一子后,次年,纪氏又生一子取名将开;五十二岁时,纪氏再生一子取名将荣,过了一个月,侧室汪氏也得一子取名将华;后来又得将芬、将芳、将蟠三子,共七子,将荣、将芬早殇,实存五子。

大约1662年前后,李渔告别了风景如画的西子湖,来到文人荟萃、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南京,开始了他文化事业上的全新时期。

李渔先在金陵闸暂居了一段日子,后来在孝侯(指晋人周处)台边购得一屋,因“地止一丘”,故取名为芥子园,取“芥子虽小,能纳须弥”之意。

小小园庭经他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倒也别有情趣,有栖云谷、月榭、歌台、浮白轩等诸景,并都题有楹联。

如书室联:“雨观瀑布晴观月;朝听鸣琴夜听歌。”月榭联:“有月即登台,无论春秋冬夏;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西东。”等。

此时,李渔一家连同奴仆少说也有几十口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不得不与官吏打交道,常常外出“打抽丰”,以寻求保护与馈赠。

“打抽丰”是明清时代风行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一些未曾做官的文人,凭文艺上的某些特长,出入士大夫之门,以求得到馈赠;士大夫也借这班人来获取美名。

“我以这才换那财,两厢情愿无不该”,于是李渔常与达官贵人打交道,交朋友,为他们赋诗撰联,谈文说艺,度曲演戏,设计园亭,把他们的书信、文案等选编出版等。

出众的才华,加上善于交游,他不但能“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五侯之鲭,夜宴公卿之府”,还经常获得丰厚的馈赠,为他的文化活动提供支持与帮助。

当时有的正统文人看不起李渔,说他是“有文无行”。

面对世俗偏见和世人的不理解,他无由辩白,信誓旦旦地认定:“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生前荣辱谁争得,死后方明过与功”,他相信历史将会对自己作出公正的评判。

当然,李渔“打抽丰”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绝不折节自辱。

一次,有同学来信说,有个大官要他去见见面,他回信说:“弟虽贫甚贱甚,然枉尺直寻之事,断不敢为。

……且此公之欲见贫士,岂以能折节事贵人乎?有缘无缘,听之而已。” 李渔居金陵期间,结交了很多文友,他们中有雅慕李渔之才者,有自己喜爱舞文弄墨而与李渔相往来者,而当地官吏结交李渔者也不在少数,但绝大部分不过故作风雅,借李渔之名以饰门面的达官贵人为多。

居金陵二十年,李渔以文会友,以戏会友,与整个社会有着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交游面极广。

他曾经为时任江宁织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撰赠过对联,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成为忘年交;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互赠诗词(当时蒲31岁,李61岁);在苏州百花巷、金陵芥子园内,经常可以看到李渔与他的文友、戏友一起观剧切磋技艺。

清初的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江左三大家”, 王士祺、施闰章、宋荔裳、周亮工、严灏亭、尤侗、杜濬、余怀等“海内八大家”以及“燕台七子”、“西泠十子”中的多数都与他有过交往。

李渔交友有道,深明“君子朋而不党”,“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胶如漆”等古训。

他在《交友箴》中写道:“饮酒须饮醇,结交须结真。

饮醇代药石,交真类松筠。”还写道:“交道戒纷纭,交情忌稠密。

神交千里通,面交九嶷隔。

宁寡无滥觞,宁淡无胶漆。”当时有个潘一成,和他一样也是“府痒生”,明亡以后,也不再应试。

此人恣情游览,到处题咏而不署名,李渔神交已久。

一次,李渔在南昌东湖酒肆中,认出他的题句,经过访问,知他是湖南东安人。

1668年,李渔游桂林,特地绕道去东安访潘一成。

遍寻不着,一日偶泊林树下,见一蓬门草屋,门上有副对联,李渔笑道:“此有尘外之致,定是他的住处了。”进门相见,果然是他,两人意气相投,言谈融洽,留叙二日方才依依道别。

在与他交往的、有文字记载的800余人中,上至位高权重的宰相、尚书、大学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艺人,遍及十七个省,二百余州县,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文化人中交友最多、结交面最广的文人。

众多的朋友,使李渔能自由往来于朝野文人之间,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文学素材。

为丰富知识,陶冶性情,向大自然汲取营养,李渔与古代许多文人一样,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

居金陵期间,他一方面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走,交结官吏友人,以取得他们的馈赠和资助;另一方面,他每到一地,都要游览山水胜地。

“生平锢疾,注在烟霞竹石间”,他把大自然称为“古今第一才人”。

他说:“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还说:“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在古代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他携带家班远途跋涉,走遍了燕、秦、闽、楚、豫、广、陕等省区,“三分天下几遍其二”,“名山大川、十经六七”,“四海历其三,三江五河则俱未尝遗一”,中华大地的奇山秀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李渔“过一地即览一地之人情,经一方则睹一方之胜概。

且食所未食,尝所未尝。”在长期的漫游中,他对大自然作了深入的观察研究,对各地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调查,不仅进一步孕育了自己对各方面艺术的情趣,而且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创作素材,经过他精炼细微的艺术加工,从而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既有写实的、抒情的,也有联想的、议论的,语言精炼,韵律优美,深得世人称颂。

他还将这些从游历四方获得的素材移植到小说、戏曲创作和造园艺术中去,为后人留下了一批丰富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晚年的李渔思乡之情日切。

60岁的时候他有一次经富春江逆流而上,回到兰溪故里。

在经过桐庐县严子陵钓台时李渔写下一首词《多丽·过子陵钓台》,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一生。

词曰:

过严陵。

钓台咫尺难登。

为舟师,计程遥发,不容先辈留行。

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

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

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

再批评。

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层。

君全交,未攀衮冕;我累友,不恕簪缨。

终日抽风,只愁载月,司天谁奏客为星?羡尔足加帝腹,太史受虚惊。

知他日,再过此地,有目羞瞠。

李渔回到兰溪故里,物是人非,感慨万千,写下了《二十年不返故乡重归志感》:“不到故乡久,归来乔木删。

故人多白冢,后辈也苍颜。

俗以贫归朴,农由荒得闲。

喜听惟涧水,仍是旧潺湲。”当时的兰溪县令赵滚十分敬重李渔的德与才,闻讯后,送去“才名震世”牌匾,并悬挂于夏李村李氏宗祠。

为了便于儿子回原籍应试,康熙十六年(1677) 67岁的李渔迁回杭州。

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李渔买下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营建“层园”。

由于搬家的劳累,一次失足从楼梯上滚下,伤了筋骨,从此李渔贫病交加,甚至正在修订的《笠翁一家言》也难以继续了。

他为此向京师老友写了一封 *** 《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要求援助,其所述景况,所兴感慨,无不让人痛心怜悯。

许是这封 *** 起了作用,李渔在朋友、官员们的资助下,次年层园修成。

此园缘山而筑,坐卧之间都可饱赏湖山美景。

“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李渔贫中寻乐,准备安享晚年了。

可好景不长,由于长期奔波的劳累,李渔再次病倒。

康熙十九年(1680)农历正月十三,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这位奋斗一生、立志创新的老人与世长辞了。

李渔死后,被安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钱塘县令梁允植为他题碣:“湖上笠翁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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