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4-07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有赋八篇,但大都不传,只有《悲士不遇赋》保存在唐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卷三十之中。
补注1:关于司马迁出生年份的争论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0-04-14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有赋八篇,但大都不传,只有《悲士不遇赋》保存在唐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卷三十之中。
补注1:关于司马迁出生年份的争论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他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去,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心里十分激动。父亲司马谈是汉朝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他立志要编写一部史书,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这2600年间的历史。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努力读书,大大充实了自己的历史知识。他还四处游历,广交朋友,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司马谈临终之时,泪流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说:“我死之后,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的,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哇!”司马迁牢记父亲的嘱托,每天忙着研读历史文献,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史料和自己早年走遍全国搜集来的资料。
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8年时间,在他60岁时,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著。
第3个回答 2010-04-09
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他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去,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心里十分激动。父亲司马谈是汉朝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他立志要编写一部史书,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这2600年间的历史。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努力读书,大大充实了自己的历史知识。他还四处游历,广交朋友,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司马谈临终之时,泪流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说:“我死之后,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的,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哇!”司马迁牢记父亲的嘱托,每天忙着研读历史文献,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史料和自己早年走遍全国搜集来的资料。
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8年时间,在他60岁时,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著——《史记》。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第4个回答 2012-04-27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影响巨大。
司马迁(大约公元前145年~大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父亲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
司马迁(5张)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割掉鼻子或者生殖器官的酷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信史”。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6岁,在故乡读书。 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 10岁,在故乡。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 11岁。
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20岁,游历各地。
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 22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 23岁,为郎中。
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24岁,为郎中。
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
《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 《史记》[4]《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 28岁,为郎中。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 33岁,为郎中。
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
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 34岁,为郎中。
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
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 坛。太史公谈议泰 典礼。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 35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 36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 37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38岁,为太史令。
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 39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 40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41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42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 43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著述。
“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 46岁,为太史令。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47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判死刑。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 48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 49岁,为中书令。
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 53岁,为中书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55岁,为中书令。
《报任少卿书》作于是年。
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 56岁。
司马迁约死于这一年。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5]
编辑本段
作品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