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这人。
他的经历，自己文章里陈述过多次。祖上算读过书，后来入了西南联大。建国后颇受老舍先生帮忙，又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曾祺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
以我所见，他自己可能并非天生如沈先生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所以更通透（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贬义词）。也唯此，能够相对平安的，度过十年浩劫。
但通透并不代表全盘接受。他写北京的那些文章，很好。但最好的，是写云南，写扬州故里。我是江苏人，所以汪先生写的情感，我大概能够明白。
骨子里，江浙读书人其实都是汪先生这样的。不求显贵，不想刻薄人，只想平静温柔的享受生活，享受生活里的美好事物。汪先生骨子里，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规矩，他喜欢自然纯净。《受戒》里，和尚们并不守清规，小和尚也有了爱情，但没人会去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自然纯净。
最后还是说一下汪先生的”不着急“。
我在豆瓣和知乎写吃的，都遇到过有同学说我写字像汪先生。其实他那境界，非我所能追逐，但我还是愿意现身说法，当个活解剖材料。
我喜欢汪曾祺的语言。素朴直白，又不失节制和锻打，有韧性，有回甘，“千斤重的橄榄”，大抵如此。用最简单的词句组合，写得富有节奏和韵律，长短配之，风致楚楚，是很见功底的。长久以来，淡和俗是主流的审美趣味，一是“淡然无极，众美从之”，不炫技，不做作；二是口语化，贴着写，明白晓畅少凝滞。同时做到这两点其实是不容易的，像知堂的名士清谈，气象冲和，文词渊雅，淡而不俗；莫言的高密乡音，浓墨重彩，五色绚烂，俗而不淡。当然，以上两种都是好语言，但与之比较，汪曾祺显然在调和的路子上走得更远，读他的书常常是读得“口滑”，要一口气读很多，因为即使忽略情节，语言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摄人的美。
一
故事性强、汪曾祺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情节迭宕起伏、
章回严谨、法度森严的固有程式，一反小说必须有一定情节，向心结构和中心人物的特点，有意淡化情节，极少戏剧性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不设悬念，一般没有高潮。华丽的语言、云波诡谲的情节、大悲大喜的人物情感，这些在叙事性小说中被抬高到决定小说存亡的关键因素，被汪曾祺轻描淡写地冲决了。他自觉地继承古典笔记体小说的诸多特点，兼纳桐城派、公安派散文的隽永、淡雅的风致，以一种看似不经心的散文化的随意叙说的技法，将现实生活的人生片断和社会层面溶入自我心境，简洁朴拙，娓娓动听，追求“无技巧”的艺术至高境界，创作出一流的散文化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特色。
（一）于自然随意中表现“真致”。这里的真致，是指作家在构思与写作过程中，和文中人物溶为一体，不管叙述也好，描写也好，每句话都应从你的肺腑中流出。汪曾祺崇尚自然，不事雕琢，十分忌讳主观色彩的渗入。这是他的散文化“小说”与“散文”最大的分野之处。他的作品贴近人“逸者必简”的风致推向了至境。所谓“真致物，用笔间，显真致，把处言自寡耳”，就是说，逸正是由超俗而把握到人生的真致，心胸朗澈，行为高雅，远出俗氛之上，又因为真致以外的东西，
都被淘汰了，真致以下的东西，都如“婴儿之未孩”，尚未发露出来，于是“简贵”，汪曾祺的小说，就常常天然自到，笔间传自然而然就是
神，使人读之忘机，有一股真切的清逸之气，使人读之忘机。
（二）将奇崛的故事平淡处理。散”和“淡”的完美结合———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善于将奇崛的故事平淡处理，以看似散漫、不严谨、不着力的手法，却写出“不同凡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