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死因与严武的关系

第1个回答 2010-03-17

杜甫一生有不少朋友，严武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们是世交，往来时间很长，都爱好做诗，酬唱较多，又曾同朝为官，相知也深。尤其是杜甫居成都期间，严武在生活上曾给杜甫以切实的帮助，杜甫也曾应邀入幕，二人关系空前密切。但是，他们毕竟在地位、性情上都有很大差异，关系也不见得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始终如一地好，而有可能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实际上也正有多种史籍记载，杜甫曾有酒后对严武失礼的事。这些史籍所载严武当时的反应截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以为忤”。例如《旧唐书•杜甫传》云：“（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第二种是先怒后解。例如《唐摭言》卷十二云：“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第三种是怒至欲杀。例如《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 说法不一，已经易滋疑惑，叙述过于生动，更是有小说家虚构之嫌。因此，历来就此加以讨论的人不少，大约是出于为敬爱者讳的好心，讨论者基本上都采取了大事化小的态度，主张本无欲杀之事（注：如仇兆鳌就认为：“初无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按即《新唐书》）信以为然。”）。既然事情去今已远，我们无法质诸当事人，事情真相谁也不能凿然言之。我们也是愿意效法前人的，但是，细读杜甫这一时期的作品，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说当年杜、严之间没有发生过酒后“睚眦”一类的事情，或者说即使发生了，也只是小事一桩，那么，有些现象就不好解释。例如，为什么杜甫要那么坚决地辞去幕职？同僚的排挤就足以解释吗？严武死后，杜甫为什么没有写出像得知苏源明、郑虔、高适、房guǎn＠①等人死讯后那样动感情的诗篇，而只是一篇礼节性的《哭严仆射归榇》？要知道，杜甫哭悼苏源明、郑虔、高适、房guǎn＠①的诗篇都是作于他辞幕前后一段不长时间内的。相应地，有些诗篇，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莫相疑行》、《赤霄行》等，也有难以讲通的地方。本着“知人论世”的想法，我们通过逻辑的可能性和诗歌的解读两个方面的分析，认为杜甫与严武之间不但发生过“睚眦”，而且这“睚眦”还不是小事一桩，杜甫酒后失言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是完全可能的。二杜、严是世旧，应该从小就相识。杜甫长严武十四岁，论理二人的关系杜甫处于主动地位，但是严武少年得志，官场地位一直比杜甫高，加之他“颇自矜大”，为人倨傲，杜甫对他总有敬畏的成分。这从现存杜诗中最早跟严武有关的诗篇里就可以看出来。《奉赠严八阁老》：“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秒天。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诗作于至德乾元间(756-760)杜甫为左拾遗时，当时严武为给事中。虽说杜甫是“前辈口吻”，但是“客礼容疏放”一句就透露了二人关系中的礼数之隔。这种因官场地位而致的隔阂，在杜、严的交往中，一直未能摆脱。杜甫在成都，严武第一次镇蜀，杜甫有这样的诗句：“（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严公仲夏枉驾，兼携酒馔，得寒字》）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又有多次言及礼数。例如：“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立秋雨院中有作》）“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对严武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屡次言及礼数，说明他们的关系并不轻松。杜甫跟高适的关系就完全不是这样。“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道吾真。”（《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这是杜甫与高适关系的真实写照。杜甫跟高适完全没有礼数相隔一说，秋至天寒，一家老小衣食出现问题，他托人给高适捎信，就直言不讳：“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需要指出，高适不但官场地位比杜甫高，年龄也比杜甫长十一岁。杜甫在严武面前的拘谨，是不正常的，原因当在严武身上，从杜甫作于秦州时期的《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一诗看，杜甫对严武是一往情深的。“巴州鸟道边”、“故人俱不利”，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恩荣同拜手，出入最随肩。晚著华堂醉，寒重绣被眠。辔齐兼秉烛，书枉满怀笺。”往昔情谊，久萦心怀；“如公尽雄俊，志在必腾骞”，更是一番瞩望殷殷。严武对杜甫，当然也是关心的，愿意帮助的。一到成都（以御史中丞拜成都尹），就去拜访杜甫：“元戎小队出郊jiōng＠②，问柳寻花到野亭。”（《严中丞枉驾见过》）也算有礼贤的姿态了。此后，严武时而赠酒给杜甫，时而携酒馔亲访草堂与杜甫对饮，时而有诗歌唱和，而且先后两次向朝廷举荐杜甫，第一次召补京兆功曹被杜甫拒绝了，次年（广德二年，即764年）六月，严武又上表荐举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部、赐绯鱼袋，为杜甫一生最高官衔。但是，严武毕竟让杜甫感到了拘束，他们的友情始终没能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严武弱冠即以门荫策名，当时任宰相的房guǎn＠①因他是名臣（严挺之）之子，向来爱重，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又有哥舒翰引拔，三十二岁就做到了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作成都尹（上元二年十二月至宝应元年七月，即761-762年）、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二月至永泰元年四月，即764-765年）期间，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取盐川城，被朝廷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可见严武的确是一个少年得志、仁途通达而且有卓越才略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才能，他的经历，使得严武难免会有傲慢、威严、暴戾的一面。《旧唐书》本传有如下一段描述：“（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guǎn＠①出为管内刺史，guǎn＠①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倨，见guǎn＠①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这样一个人，虽然诗写得也不错，被杜甫赞为“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但骨子里仍是一介武夫本色。杜甫要想在他面前做到不拘谨，在他属下谋事感到舒畅愉快，是不大可能的；要让他对杜甫那样的酒后失礼“不以为忤”，也是很难想象的。章彝是严武旧属，当有同僚共事之谊，“小不副意”就可以“杖杀之”，杜甫当众失礼，刹那间动一下杀的念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杜甫诗中屡屡地说到礼数，正可以说明杜甫有“伴严如伴虎”的隐衷。“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诗虽写于梓州严武自蜀赴京之后，但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此前一段交往中险情的写照。章乃严氏旧部，诗向解人吟，也颇合情理。从杜甫一面说，与严武之间固然有着长久的友谊，也有感激之情，严武应召入京，送别之际杜甫甚至也道出了“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的眷念心情。但是拘谨的交往、拘束的生活，跟杜甫的性格是水火难容的。杜甫年青时也是傲岸自负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壮游》），老杜天性并不“温柔敦厚”。历经坎lǎn＠③之后，锐气或许减少，生性还是依旧。“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寄题江外草堂》），“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漫成二首》之一），都是明证。离开成都不久，杜甫到了忠州、渝州一带暂住，在一首赠给一位从兄的诗中将自己与比自己大一岁的这位从兄的行为性情作了对比，“吾兄吾兄巢许伦，一生喜怒常任真”（《狂歌行赠四兄》）。正如杨伦注所指出的，“正自伤其不得任真也”。这一首诗可以看作杜甫对自己此前追求功名、屈己就人经历的一种反思，当然包括对在成都入严武幕这一段生活的反思。再说，杜甫自华州弃官后，携家逃难，先是同谷，接着至秦州，后又翻山越水来到了成都。这一段漂泊之旅是杜甫一生最为艰难困苦的，到成都之初，他于浣花溪畔筑草堂而居，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从容，他很快就产生了“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的想法。虽然偶尔也会想起故国兵马，他乡鼓鼙，也会思念远在中原的兄弟亲人，有时候也会因为友人未能及时接济，全家陷入饥寒窘境，但总的来说，对这一时期的生活杜甫是满意的。他写了不少记录自己一家富有乐趣的日常生活情景的诗篇，其中《江村》的“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进艇》的“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都充满了人间情味。生活上有“故人分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居处是“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之一），眼见有风竹林泉、清江抱村，杜甫这时期诗作中，“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水槛遣心二首》之二），当为心声流露。所以，严武首次镇蜀就邀杜甫出仕，杜甫百般婉拒，那是很自然的事。严武为成都尹只有半年时间，否则，就很可能像后来他任剑南节度使时那样闹到不愉快的地步，杜、严“睚眦”事件就会提前发生。杜甫在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应邀入幕，不少研究者都偏信了杜甫辞幕时的两句诗：“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严武第一次镇蜀时为劝杜甫出仕，作了一首《寄题杜二锦江野亭》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jùn＠④yí＠⑤冠”等句，很快就被杜甫谢绝，他的答诗里就有“懒性从来水竹居”、“幽栖真钓锦江鱼”等句（《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严武劝仕之意大约曾表达过多次，一直到他奉召入朝、杜甫送他到绵州时，还在动员杜甫：“试回沧海棹，莫妒敬亭诗。”（《酬别杜二》）可以说，在严武第一次镇蜀期间，杜甫确实是绝意于仕进的，下了老死江湖的决心。但是送走严武之后，历经了徐知道之乱，在梓州、阆州避乱流寓的一年半时间（宝应元年秋至广德二年三月，即762-764年）里，杜甫的心情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登基的代宗翻了一些肃宗时所立的旧案，一些遭贬斥的旧臣又得以起用，杜甫的许多故人也相继应召入京，反映出当时形势处于新旧交替之中（注：参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第409页。）。因此他的心情不再平和，变得激烈，又写出了一些“嫉恶怀刚肠”式的诗句。例如：“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xiān＠⑥》），“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愿问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有感五首》之五）。“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寄题江外草堂》）的隐逸心情一去不返，又关心起军情国事来，“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岁暮》）“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更是明白地对自己卜居成都近两年的想法进行了否定。在阆州，他接连写出一组关心西疆军情之作：《对雨》、《愁坐》、《警急》、《王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又思君恋阙起来。“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送李卿晔》）。所以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旋即回到成都，不待严武招邀，已经于归家兴奋之际说出了“飘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是见疣赘，骨髓幸未枯”（《草堂》）的心里话，大有主动请缨之意。这一回杜甫的入幕，实在不见有推辞之迹。入幕之初，杜甫也确实有好好干的想法。这从他打消去蜀的念头这一点上看得最清楚。在往来梓、阆的一年半时间里，杜甫曾多次说过离开巴蜀前往吴楚的话。例如：“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二），“别离终不久，宗族忍相遗”（《奉送崔都水翁下峡》），“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双燕》）。大约是在章彝的帮助下，杜甫得到了一艘小船，“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要不是严武被委任为剑南节度使再次镇蜀，这一回很可能就成行了。后来入幕之后，杜甫也表示过去蜀的想法，如：“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二首》之二）但入幕之初，约在广德二年(764)夏六月某日陪严武观看骑兵试用新旗帜时，打消了去蜀之想，作出了效力戎幕的决定：“我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扬旗》）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杜甫后来的坚决辞幕，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完全是因为不合本性，受到拘束。这些不过是说得出来的理由，真正起着决定作用的应该是说不出来的理由：杜甫与严武发生了矛盾，具体的爆发就是那次酒后的“睚眦”。人们很容易把杜甫的辞幕归因于他的居幕不乐，不乐有二：一是爱自然的天性受了拘束，二是幕中同僚不睦。这当然都能找到一些证据，例如“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郊茅舍》）“老去参戎幕，归来散马蹄”（《到村》），可以理解为天性受拘；“分曹失异同”（《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赤霄行》），则明示同辈不合、为同列少年所侮。两种原因加在一起，更是加强了杜甫“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的想法，使他坚定了辞幕的决心。历来的注家、研究者基本上都是这么讲的。这当然说得通，而且很堂皇。但是，堂皇的事情，往往另有隐情。隐情自然不能一遍遍地说与人听，但是杜甫毕意不是什么事都深埋心底的人，难免会于不经意间泄露到诗作中。杜甫与章彝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章彝原本不是杜甫的朋友，他们的相识完全是因为严武，很可能是严武离蜀时将杜甫托给时任梓州刺史兼蜀州留后的章彝照顾。杜甫在梓州期间受到了章彝的诸多照拂，交往也较为频繁轻松。从现存杜诗看，章彝曾赠杜甫桃竹杖（《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他们曾同游山寺（注：杜甫《山寺》诗原注：“章留后同游。”），杜甫常在章彝府中吃饭，坐骑也是章彝所赠（《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章氏曾有荐举杜甫的意思，杜甫《奉寄章十侍御》“朝觐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从杜甫的“反言以讽”（杨伦语）中，不难看出这一点。杜甫对章彝似乎也有不错的印象，《冬狩行》一诗对章氏的治军有方颇多赞美之辞，例如“况今摄行大将权，号令颇有前贤风”，而且对他寄予厚望：“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这样的关系，依着杜甫的脾性，日后章彝为严武所杖杀时，杜甫不可能不为章氏抱屈、说话，而这又一定会招致严武的不满。史籍中“章、杜同杀（杜因武母得救）”的情节，也是合乎逻辑的。只是杜甫酒后失礼和严武杖杀章氏未必同时发生，要是那样，杜、严之间就有两次“睚眦”了。差点被杀的是杖杀章氏的那一次，而不是酒后失礼那次，有如《新唐书》本传所载的那样。

第2个回答推荐于2017-10-02

宝应元年（762）四月，唐玄宗、唐肃宗父子时隔十四日相继去世。七月，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严武被召回京，入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实际上是命
他充陵桥道使，监修玄宗、肃宗父子的陵墓，而继任他成都尹职的正是杜甫的好友高适。严武一离开成都，蜀中便乱套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勾结邛州兵占据西川，
扼守剑阁，通往京城长安的道路阻塞，不得前行。直到八月，徐知道与士兵发生矛盾，被手下所杀，叛乱才得以平息。高适官位还没坐牢，麻烦事就一件跟一件接踵
而来，纵是三头六臂，也难以招架。马上吐蕃内犯，攻陷陇右，直通长安。蜀郡西北部的松州、维州、保州等地都被包围，后来终于陷落。高适被时人讥讽内战内行
（指击败永王璘），外战外行。朝廷于是再命严武为成都尹和剑南节度使，于广德二年初第三次入蜀。

764年七月，严武率兵西征。九月破吐蕃七千余众，拿下了当狗城（四川理县西南），十月又拿下盐川城（甘肃漳县西北）。同时遣汉川刺史崔旰在西山追击吐
蕃，拓地数百里，与郭子仪在秦陇一带主力战相配合，终于击退了吐蕃的大举入侵，保卫了西南边疆。这位严武果然人如其名，神勇善战，是位不可多得的帅才。但
单把他当作一介武夫看待却未免委屈了他，征战途中，严武气吞山河，一挥而就写下了这首《军城早秋》：“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诗圣杜甫评价其诗：“诗清立意新”。除此之外，老杜对严武的诗还有更华丽的评价，譬如“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奉赠严八阁
老》）、“贾笔论孤坟，严诗赋几篇”（《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 阅书百氏尽，落笔四座惊”（《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杜甫不仅赞美严武的诗，还夸赞他的为人，在对严武的赠诗中，“颜回竟短折，贾谊徒忠贞”、“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这样的句子
比比皆是，极尽褒扬之能事。进一步整理发现，在杜甫诗集中，有关严武的诗为赠友诗之最，共35首，占杜诗总量约四十分之一。而《全唐诗》中仅录严武诗六
首，其中就有四首是“寄题”、“酬别”杜甫的，可见杜甫和严武的交情确实不一般。从中也可以看出，老杜的确广交天下英彦，两任成都府尹高适和严武竟然都跟
他关系非比寻常，而且恐怕严武与他的关系比起高适来还要更加亲密，也更为复杂。

杜甫和严武是世交，往来时间很长，他们应该从小就认识，杜甫比严武长了十四岁,论年龄应该算兄长，但论官职，杜甫却一直是下级。严武曾在肃宗朝中任给事
中，其时杜甫与他同朝为官任左拾遗。杜甫充分利用了与严武“同朝为官”的机会，发展了他们原有的交情。他一方面写了《奉赠严八阁老》一诗颂严：“扈圣登黄
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仇兆螯注曰：“上四颂严，称其遇主乘时，下四叙情，喜其同
官相契。”另一方面，他们同出房琯门下，都受房琯推荐，政治上属于同一阵营，所以想法也较为投机。

可惜仅仅过了几个月，时任宰相的房琯因得罪降官，杜甫上书为房琯说情，“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旧唐书·文苑本传》），结果触怒肃宗，被放还。在放
还“往鄜州省家”时作了给严武的《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一诗，其中“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熏”诸句，“留别之情”淋漓尽致。乾元元年（758），同是
房琯门下的严武与杜甫相继被贬为巴州刺史和华州司功参军，二人虽因各贬一方暂时分手了，但至次年杜甫弃官之后寓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时，杜甫为了发展和
巩固友情，又作了一首500字超级长诗《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叙旧、怀念、勉励、意气恳切，五味杂陈，老杜在其中把他的煽情天
赋挥洒无余。诗中“禁掖明从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故人俱不利，谪宦两悠然”等句，既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哀怨，也透露了一些因仕途
失意而欲归隐山林的想法。

很快，严武时来运转，当上了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当时，杜甫正幽居成都草堂。杜甫既与好友相逢，又找到了靠山，自然心情畅快。严武此时对杜甫多有照顾，杜
甫当时基本上算个无业游民，能够安居草堂，不愁生计，主要得力于严武的资助。严武刚到成都，就去拜访杜甫：“元戎小队出郊坰，问柳寻花到野亭。”（《严中
丞枉驾见过》）。此后，严武时而赠酒给杜甫，时而携酒馔亲访草堂与杜甫对饮，时而有诗歌唱和，而且还向朝廷举荐杜甫，但是前面说过自从被放还后，杜甫渐有
了些归隐的想法，所以第一次召补京兆功曹被杜甫以“懒性从来水竹居”、“幽栖真钓锦江鱼”（《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为由拒绝了。但严武还不死心，还在
对杜甫苦口婆心地劝仕，一直到他奉召入朝、杜甫送他到绵州时，他还在动员杜甫：“试回沧海棹，莫妒敬亭诗。”（《酬别杜二》）可杜甫似乎下了老死江湖的决
心，丝毫不为所动。

虽然杜甫没买严武举荐的帐，但对朋友的好意，他还是心领了，这一时期杜甫的“赠严诗”凡十三首，不仅数量多，内容也很真诚。首先，杜甫视严武为知己：“
寂寞江天云雾里，何人道是少微星”（《严中丞枉驾见过》）；“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非但如此，杜甫还搬出了自己的老祖宗来
夸赞严武，他觉得严武很象他的十三世祖、晋代名将杜预：“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征南多兴绪，事业暗相亲。”（《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对最后
两句杨伦《杜诗镜铨》注曰：“回想当年先祖杜征南所建立的功业，和您今天的情况是多么相似啊。征南，指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曾任征南大将军，封当阳城侯。因
杜预‘博学多通，明于筹略，此严公亦以文人而为节镇也’。”严武被召入京时，杜甫又依依送别，一直送到离成都三百余里的绵州，作有《送严侍郎至绵州，同登
杜使君江楼宴，得心字》诗，写完之后，觉得还是没送过瘾，于是又送到了离绵州三十余里的奉济驿，真是长亭更短亭，此情绵绵无绝期：

远道从此别，青山复空情。

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

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缠绵悱恻，情深意笃，难怪有人把这段时期戏称为杜甫与严武交往的蜜月期。

没过多久，严武就以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的高职，第二次镇蜀。老杜得知严武归来的消息，狂喜异常：“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身老时危思会
面，一生襟抱向谁开”（《奉侍严大夫》）；本来以为高适的离职，会使自己失去靠山，现在严武回来，生活又有依靠了：“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在送走严武之后，历经了徐知道之乱，在梓州、阆州避乱流寓的一年半时间(宝应元年秋至广德二年三月，即
762—764年)里，杜甫的心情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登基的代宗翻了一些肃宗时所立的旧案，一些遭贬斥的旧臣又得以起用，杜甫的许多故人也
相继应召人京，杜甫也不免心痒。心情也不再平和，写出了一些“嫉恶怀刚肠”式的诗句。所以，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旋即回到成都，不待严武招邀，已经于归
家兴奋之际说出了“飘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是见疣赘，骨髓幸未枯。”(《草堂》)的心里话，大有主动请缨之意。广德二年（764)六月，严武上表荐举
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部、赐绯鱼袋，杜甫一生最高的官衔莫过于此。

这段时间里，杜甫或为严武出谋划策，或协助严武军事训练，或同严武分韵赋诗，或陪严武观山泛舟，生活很充实，但久而久之，距离产生丑，杜甫对严武的“穷极
奢靡，赏赐无度”（《新唐书·严武传》）产生异议，并作《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一诗和《说旱》一文进行讽谕和谏诤；同时又打起了退堂鼓，在诗中多次表示
辞幕归隐的意愿：“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立秋雨院中有作》）、“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暂酬知己分，还
入故林栖”（《到村》）、“仰羡黄昏鸟，投林羽翮轻”（《独坐》）。一方面，由于彼此地位的变化，老杜对严武的期望落空了，幻想破灭了，关系紧张了，终于
导致老杜的托病辞归；另一方面由于杜甫的不识抬举，反复要求离开严武幕府，使严武颇为心烦，也颇为心寒，对杜甫也逐渐冷谈。事后，杜甫虽然也作有《敝庐遣
兴奉寄严公》一诗，盼望严武再次光临草堂，但是从此，再也看不到杜甫入府赴宴的诗，也看不到严武曾来“席门”的痕迹，甚至连诗歌上的唱酬也没有了。

这段时间，杜甫与严武的关系急转直下，据说还有杜甫酒后对严武失礼的事，算是这个时期二人紧张关系的总爆发，向来为历代八卦文人所喜八。也因此史籍所载严
武当时的反应截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以为忤”。例如《旧唐书·杜甫传》云：“（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
看来老杜的脾气比李白好不了多少啊，竟踩到严武床上指着他的鼻梁骂道：“严挺之竟然有你这样的儿子！”，但“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第二种是先怒后解。例
如《唐摭言》卷十二说杜甫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严武：‘你是不是严挺之的儿子？’严武一听，面色大变，正待发作。杜甫赶忙接上下一句：“我是杜审言的孙
子。”这才缓解了气氛。第三种是怒至欲杀。例如《新唐书·杜甫传》说的自酒后事件发生之后，严武一直耿耿于怀，表面上装作原谅杜甫，有一天瞅准机会就要杀
杜甫和梓州刺史章彝。眼看杜工部就要人头落地，幸亏有人去通报给严武的母亲，严母深明大义，“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云溪友议》），在严母的挽
救之下，杜甫才得以保全，可怜与杜甫交情甚笃的章彝却成了刀下之鬼。《蜀道难》有一说就是李白听说此事后，担心杜甫和当时贬官任职于严武手下的房琯的安危
所写。

以上种种说法虽叙述生动，却不可轻信，像“遂以小舟送甫下峡”就很像是小说家虚构的传奇，其中一个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中硬汉哈里森·福特的形象立刻跃
然纸上，与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的诗圣形象完全不符。但如果说杜甫与严武之间没有“睚眦”，那杜甫的毅然辞幕，去蜀东下又作何解释？这恐怕要成为一个永久的悬案
了。

也就在杜甫去蜀东下后不久，严武猝然辞世，一代帅才年仅四十而早殇。当严武的母亲护送严武的灵柩顺江东下，途经忠州（
今重庆市忠县）时，杜甫写了《哭严仆射归榇》：“
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睚眦”，在真正的朋友之间，离别之后，时间的流逝会冲淡一切积怨，随之沉淀下来的是彼此夹杂着些许自责和
悔恨的思念，而今，人鬼殊途，杜甫心中又是什么滋味呢？或许正如另一位唐朝诗人钱起所写——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第3个回答 2010-03-18

杜甫一生有不少朋友，严武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们是世交，往来时间很长，都爱好做诗，酬唱较多，又曾同朝为官，相知也深。尤其是杜甫居成都期间，严武在生活上曾给杜甫以切实的帮助，杜甫也曾应邀入幕，二人关系空前密切。但是，他们毕竟在地位、性情上都有很大差异，关系也不见得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始终如一地好，而有可能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实际上也正有多种史籍记载，杜甫曾有酒后对严武失礼的事。这些史籍所载严武当时的反应截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以为忤”。例如《旧唐书•杜甫传》云：“（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第二种是先怒后解。例如《唐摭言》卷十二云：“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第三种是怒至欲杀。例如《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 说法不一，已经易滋疑惑，叙述过于生动，更是有小说家虚构之嫌。因此，历来就此加以讨论的人不少，大约是出于为敬爱者讳的好心，讨论者基本上都采取了大事化小的态度，主张本无欲杀之事（注：如仇兆鳌就认为：“初无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按即《新唐书》）信以为然。”）。既然事情去今已远，我们无法质诸当事人，事情真相谁也不能凿然言之。我们也是愿意效法前人的，但是，细读杜甫这一时期的作品，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说当年杜、严之间没有发生过酒后“睚眦”一类的事情，或者说即使发生了，也只是小事一桩，那么，有些现象就不好解释。例如，为什么杜甫要那么坚决地辞去幕职？同僚的排挤就足以解释吗？严武死后，杜甫为什么没有写出像得知苏源明、郑虔、高适、房guǎn＠①等人死讯后那样动感情的诗篇，而只是一篇礼节性的《哭严仆射归榇》？要知道，杜甫哭悼苏源明、郑虔、高适、房guǎn＠①的诗篇都是作于他辞幕前后一段不长时间内的。相应地，有些诗篇，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莫相疑行》、《赤霄行》等，也有难以讲通的地方。本着“知人论世”的想法，我们通过逻辑的可能性和诗歌的解读两个方面的分析，认为杜甫与严武之间不但发生过“睚眦”，而且这“睚眦”还不是小事一桩，杜甫酒后失言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是完全可能的。二杜、严是世旧，应该从小就相识。杜甫长严武十四岁，论理二人的关系杜甫处于主动地位，但是严武少年得志，官场地位一直比杜甫高，加之他“颇自矜大”，为人倨傲，杜甫对他总有敬畏的成分。这从现存杜诗中最早跟严武有关的诗篇里就可以看出来。《奉赠严八阁老》：“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秒天。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诗作于至德乾元间(756-760)杜甫为左拾遗时，当时严武为给事中。虽说杜甫是“前辈口吻”，但是“客礼容疏放”一句就透露了二人关系中的礼数之隔。这种因官场地位而致的隔阂，在杜、严的交往中，一直未能摆脱。杜甫在成都，严武第一次镇蜀，杜甫有这样的诗句：“（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严公仲夏枉驾，兼携酒馔，得寒字》）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又有多次言及礼数。例如：“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立秋雨院中有作》）“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对严武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屡次言及礼数，说明他们的关系并不轻松。杜甫跟高适的关系就完全不是这样。“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道吾真。”（《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这是杜甫与高适关系的真实写照。杜甫跟高适完全没有礼数相隔一说，秋至天寒，一家老小衣食出现问题，他托人给高适捎信，就直言不讳：“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需要指出，高适不但官场地位比杜甫高，年龄也比杜甫长十一岁。杜甫在严武面前的拘谨，是不正常的，原因当在严武身上，从杜甫作于秦州时期的《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一诗看，杜甫对严武是一往情深的。“巴州鸟道边”、“故人俱不利”，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恩荣同拜手，出入最随肩。晚著华堂醉，寒重绣被眠。辔齐兼秉烛，书枉满怀笺。”往昔情谊，久萦心怀；“如公尽雄俊，志在必腾骞”，更是一番瞩望殷殷。严武对杜甫，当然也是关心的，愿意帮助的。一到成都（以御史中丞拜成都尹），就去拜访杜甫：“元戎小队出郊jiōng＠②，问柳寻花到野亭。”（《严中丞枉驾见过》）也算有礼贤的姿态了。此后，严武时而赠酒给杜甫，时而携酒馔亲访草堂与杜甫对饮，时而有诗歌唱和，而且先后两次向朝廷举荐杜甫，第一次召补京兆功曹被杜甫拒绝了，次年（广德二年，即764年）六月，严武又上表荐举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部、赐绯鱼袋，为杜甫一生最高官衔。但是，严武毕竟让杜甫感到了拘束，他们的友情始终没能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严武弱冠即以门荫策名，当时任宰相的房guǎn＠①因他是名臣（严挺之）之子，向来爱重，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又有哥舒翰引拔，三十二岁就做到了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作成都尹（上元二年十二月至宝应元年七月，即761-762年）、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二月至永泰元年四月，即764-765年）期间，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取盐川城，被朝廷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可见严武的确是一个少年得志、仁途通达而且有卓越才略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才能，他的经历，使得严武难免会有傲慢、威严、暴戾的一面。《旧唐书》本传有如下一段描述：“（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guǎn＠①出为管内刺史，guǎn＠①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倨，见guǎn＠①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这样一个人，虽然诗写得也不错，被杜甫赞为“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但骨子里仍是一介武夫本色。杜甫要想在他面前做到不拘谨，在他属下谋事感到舒畅愉快，是不大可能的；要让他对杜甫那样的酒后失礼“不以为忤”，也是很难想象的。章彝是严武旧属，当有同僚共事之谊，“小不副意”就可以“杖杀之”，杜甫当众失礼，刹那间动一下杀的念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杜甫诗中屡屡地说到礼数，正可以说明杜甫有“伴严如伴虎”的隐衷。“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诗虽写于梓州严武自蜀赴京之后，但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此前一段交往中险情的写照。章乃严氏旧部，诗向解人吟，也颇合情理。从杜甫一面说，与严武之间固然有着长久的友谊，也有感激之情，严武应召入京，送别之际杜甫甚至也道出了“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的眷念心情。但是拘谨的交往、拘束的生活，跟杜甫的性格是水火难容的。杜甫年青时也是傲岸自负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壮游》），老杜天性并不“温柔敦厚”。历经坎lǎn＠③之后，锐气或许减少，生性还是依旧。“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寄题江外草堂》），“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漫成二首》之一），都是明证。离开成都不久，杜甫到了忠州、渝州一带暂住，在一首赠给一位从兄的诗中将自己与比自己大一岁的这位从兄的行为性情作了对比，“吾兄吾兄巢许伦，一生喜怒常任真”（《狂歌行赠四兄》）。正如杨伦注所指出的，“正自伤其不得任真也”。这一首诗可以看作杜甫对自己此前追求功名、屈己就人经历的一种反思，当然包括对在成都入严武幕这一段生活的反思。再说，杜甫自华州弃官后，携家逃难，先是同谷，接着至秦州，后又翻山越水来到了成都。这一段漂泊之旅是杜甫一生最为艰难困苦的，到成都之初，他于浣花溪畔筑草堂而居，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从容，他很快就产生了“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的想法。虽然偶尔也会想起故国兵马，他乡鼓鼙，也会思念远在中原的兄弟亲人，有时候也会因为友人未能及时接济，全家陷入饥寒窘境，但总的来说，对这一时期的生活杜甫是满意的。他写了不少记录自己一家富有乐趣的日常生活情景的诗篇，其中《江村》的“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进艇》的“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都充满了人间情味。生活上有“故人分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居处是“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之一），眼见有风竹林泉、清江抱村，杜甫这时期诗作中，“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水槛遣心二首》之二），当为心声流露。所以，严武首次镇蜀就邀杜甫出仕，杜甫百般婉拒，那是很自然的事。严武为成都尹只有半年时间，否则，就很可能像后来他任剑南节度使时那样闹到不愉快的地步，杜、严“睚眦”事件就会提前发生。杜甫在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应邀入幕，不少研究者都偏信了杜甫辞幕时的两句诗：“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严武第一次镇蜀时为劝杜甫出仕，作了一首《寄题杜二锦江野亭》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jùn＠④yí＠⑤冠”等句，很快就被杜甫谢绝，他的答诗里就有“懒性从来水竹居”、“幽栖真钓锦江鱼”等句（《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严武劝仕之意大约曾表达过多次，一直到他奉召入朝、杜甫送他到绵州时，还在动员杜甫：“试回沧海棹，莫妒敬亭诗。”（《酬别杜二》）可以说，在严武第一次镇蜀期间，杜甫确实是绝意于仕进的，下了老死江湖的决心。但是送走严武之后，历经了徐知道之乱，在梓州、阆州避乱流寓的一年半时间（宝应元年秋至广德二年三月，即762-764年）里，杜甫的心情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登基的代宗翻了一些肃宗时所立的旧案，一些遭贬斥的旧臣又得以起用，杜甫的许多故人也相继应召入京，反映出当时形势处于新旧交替之中（注：参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第409页。）。因此他的心情不再平和，变得激烈，又写出了一些“嫉恶怀刚肠”式的诗句。例如：“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xiān＠⑥》），“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愿问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有感五首》之五）。“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寄题江外草堂》）的隐逸心情一去不返，又关心起军情国事来，“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岁暮》）“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更是明白地对自己卜居成都近两年的想法进行了否定。在阆州，他接连写出一组关心西疆军情之作：《对雨》、《愁坐》、《警急》、《王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又思君恋阙起来。“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送李卿晔》）。所以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旋即回到成都，不待严武招邀，已经于归家兴奋之际说出了“飘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是见疣赘，骨髓幸未枯”（《草堂》）的心里话，大有主动请缨之意。这一回杜甫的入幕，实在不见有推辞之迹。入幕之初，杜甫也确实有好好干的想法。这从他打消去蜀的念头这一点上看得最清楚。在往来梓、阆的一年半时间里，杜甫曾多次说过离开巴蜀前往吴楚的话。例如：“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二），“别离终不久，宗族忍相遗”（《奉送崔都水翁下峡》），“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双燕》）。大约是在章彝的帮助下，杜甫得到了一艘小船，“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要不是严武被委任为剑南节度使再次镇蜀，这一回很可能就成行了。后来入幕之后，杜甫也表示过去蜀的想法，如：“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二首》之二）但入幕之初，约在广德二年(764)夏六月某日陪严武观看骑兵试用新旗帜时，打消了去蜀之想，作出了效力戎幕的决定：“我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扬旗》）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杜甫后来的坚决辞幕，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完全是因为不合本性，受到拘束。这些不过是说得出来的理由，真正起着决定作用的应该是说不出来的理由：杜甫与严武发生了矛盾，具体的爆发就是那次酒后的“睚眦”。人们很容易把杜甫的辞幕归因于他的居幕不乐，不乐有二：一是爱自然的天性受了拘束，二是幕中同僚不睦。这当然都能找到一些证据，例如“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郊茅舍》）“老去参戎幕，归来散马蹄”（《到村》），可以理解为天性受拘；“分曹失异同”（《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赤霄行》），则明示同辈不合、为同列少年所侮。两种原因加在一起，更是加强了杜甫“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的想法，使他坚定了辞幕的决心。历来的注家、研究者基本上都是这么讲的。这当然说得通，而且很堂皇。但是，堂皇的事情，往往另有隐情。隐情自然不能一遍遍地说与人听，但是杜甫毕意不是什么事都深埋心底的人，难免会于不经意间泄露到诗作中。杜甫与章彝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章彝原本不是杜甫的朋友，他们的相识完全是因为严武，很可能是严武离蜀时将杜甫托给时任梓州刺史兼蜀州留后的章彝照顾。杜甫在梓州期间受到了章彝的诸多照拂，交往也较为频繁轻松。从现存杜诗看，章彝曾赠杜甫桃竹杖（《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他们曾同游山寺（注：杜甫《山寺》诗原注：“章留后同游。”），杜甫常在章彝府中吃饭，坐骑也是章彝所赠（《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章氏曾有荐举杜甫的意思，杜甫《奉寄章十侍御》“朝觐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从杜甫的“反言以讽”（杨伦语）中，不难看出这一点。杜甫对章彝似乎也有不错的印象，《冬狩行》一诗对章氏的治军有方颇多赞美之辞，例如“况今摄行大将权，号令颇有前贤风”，而且对他寄予厚望：“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这样的关系，依着杜甫的脾性，日后章彝为严武所杖杀时，杜甫不可能不为章氏抱屈、说话，而这又一定会招致严武的不满。史籍中“章、杜同杀（杜因武母得救）”的情节，也是合乎逻辑的。只是杜甫酒后失礼和严武杖杀章氏未必同时发生，要是那样，杜、严之间就有两次“睚眦”了。

第4个回答 2010-03-18

事过境迁、当事人已去、无法得到真实确切的答案、对证、得到答案又如何、只是猜测

杜甫的死因与严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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