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民间广泛流行一种叫做“说话”的表演艺术，说话就是讲说故事。“说话”艺术起源于古代的说唱艺术，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说故事和说书的传统。
东汉时代的“说书俑”，歪头吐舌，缩肩耸臀，极为生动地显示出，说书艺人讲到紧要关头时手舞足蹈的神态。三国时期，曹植背诵过徘优小说。这种徘优小说融表演与说唱于一体，是说话艺术进一步发展的体现。
到了隋代，侯白的《启颜录》里已经用“说话”来专指讲故事了。进入唐代，“说话”已经变成一种专门的表演艺术，风靡一时，上自宫廷，下至民间，无不在“说话”。郭泛《高力士外传》记载: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杖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茎雄草木；讲经、论议、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这表明唐肃宗时，“说话”已经从民间进入了宫廷。诗人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里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的诗句，这里的“听话”，就是指听说书人讲唱故事。元稹本人也作了注解说: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一枝花》话”就是当时民间传说的李娃的故事。除了“《一枝花》话”外，还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等唐话表演，唐朝的说话技艺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唐代还盛行一种由当时寺院僧侣向民众进行佛教宣传的“俗讲”。这种“俗讲”，开始时只是单纯演说经文和佛经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也讲唱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汉将王陵变》、《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昭君变》等。
“俗讲”与“说话”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说话”在发展上不仅吸收了“俗讲”的某些形式和技巧，而且在题材内容上也深受影响。
进入宋代，随着宋代工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经济的繁荣，“说话”也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当时城市中出现了许多专门表演各种民间技艺的瓦舍勾栏。
北宋时，京城的瓦舍已颇具规模，到南宋时，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向中小城镇发展，构成遍布全国的文化娱乐市场。
在瓦舍勾栏上演各种民间技艺，除“说话”外，还有杂剧、傀儡戏、诸宫调等。《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瓦舍勾栏，十分繁闹，游者如云，“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当时，“说话”是一种重要的技艺，深受人们的喜爱。说话艺人的人数也相当多，据《武林旧事》记载，仅南宋临安城就有说话艺人约百人。
同时，说话艺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因内容和形式以及艺人们各自的专长不同，“说话”又分为四大家：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
四大家中，以小说、讲史的影响最大，尤以小说家最有影响力。因为小说基本上是取材于城市平民各阶层的生活，它对现实的反映最为直接及时，故事的内容是市民听众熟悉的，且又能真切地反映市民们的思想感情、理想与追求，因此在当时最受欢迎。
在艺术技巧方面，小说家也有超越其他家的优点。《都城纪胜》曾指出，讲史书的“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顷刻间提破”也就是说当场把结局点破，一次性把故事讲完。
《梦粱录》里指出小说具有“捏合”的特点，所谓“捏合”，一是指小说可以把当时的社会新闻同说话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二是指虚构编造。
随着说话技艺的日趋繁盛发达，说话艺人渐渐有了自己的职业性的行会组织，如杭州的小说家就成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组织称为“雄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