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取材上特别注意"资治"的原则。在具体编撰中，一是删长举要，便于政务繁忙的君主得以周鉴一是专取历代政治，使群主得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对于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朝廷统治的得失成败、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论和行为、不同帝王的功过是非、农业的丰歉、人民的安定流离等，都作了突出的叙述。战争的胜负多是封建王朝兴亡、盛衰的关键问题，《资治通鉴》对于重大战役的描绘详尽、具体而生动。为提醒帝王时刻警惕"官逼民反"这一封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资治通鉴》对农民大起义的记载也比较真实、具体。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中写了一百十九条史论，引前人史论九十九条，这些史论虽因吏事而发，但寓政论于其中，以帮助帝王明白事非。总之，凡是有益于治政的内容无不网罗。《资治通鉴》把史和政有机地融和为一体，体现了司马光既是政治家、又是史学家的特殊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