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并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市场。但英货在中国市场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道光十八年（1838），竟达4万余箱。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2]
近代前夜的世界形势
鸦片的大量输入，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劳动群众。从官员、绅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宫里的太监，都有吸食的。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余人，吸食地区从“滨海近地”扩展到十数省。鸦片是一种慢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严重的损害。魏源指出：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3] 。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4]
战争爆发
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帝为解决鸦片贸易的弊端，派林则徐到广州宣布禁烟，此即虎门销烟。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即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5]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懿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7月5日，英军开始进攻战略要地定海县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7月6日，定海沦陷。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开始动摇。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10月，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6] 。
道光帝派奕山、隆文和杨芳赴广东指挥作战。但义律先下手为强，于1841年2月23日进攻虎门炮台，虽然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靖远炮台将士奋力抵抗，但仍不敌英军，虎门炮台最终失陷。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名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奕山竖起白旗求和，签订《广州和约》，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英军收钱后也撤出广州。期间广州民间反英气氛炽热，发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
《南京条约》原本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26日到10月1日，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镇海镇总兵葛云飞及四千清军与英军发生战斗，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镇海镇总兵葛云飞先后阵亡，清军全军覆没。英军伤亡人数不详。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 [6] 。
战后影响
战后，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此后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
上海租界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7]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 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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