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3-30
父亲的意思很清楚，宁可自己的孩手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
父亲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70年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7岁的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保姆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我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上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许妈来到三楼，只见她眼圈发红，却强抑着泪水对我说：“爸爸没了，你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忙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母亲流着泪，赶过来拉住我的手，紧紧地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还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钟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点一点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70年过去，这个场面在我的脑海里还是很清晰，仿佛可以触摸。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我早晨起床下楼，蹑手蹑脚地踏进父亲的房间，他床前总是放着一张小茶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香烟插入短烟嘴里，然后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每次许妈都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他只眯起眼睛看着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样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
曾有许多人问过我，在对我的教育问题上，父亲是否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先生那样严厉，比如让我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比如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音乐；或者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能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如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听母亲说，父亲原先不大喜欢看电影。在北京期间不要说了，到了广州，也看得不多。有一次虽然去了，据说还没有终场，便起身离去。到上海以后，还是在叔叔和其他亲友的劝说下，看电影才成了他唯一的一种娱乐活动。
我幼年很幸运，凡有适合儿童的电影，父亲总是让我跟他同去观看，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他专门陪着我去看。有时候也让母亲领着我和几个堂姊去看《米老鼠》一类的卡通片。由看电影进而观马戏。有一次，在饭桌上听说已经预购了有狮、虎、大象表演的马戏票，时间就在当晚，我简直心花怒放，兴奋不已。因为那是闻名世界、驰誉全球的海京伯马戏团的演出。按常规，我以为这回准有我的份儿，就迟迟不肯上楼，一直熬到很晚，竖起耳朵等待父母的召唤。谁料当时父亲考虑到这些节目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之际，怕我受到惊吓，因此决定把我留在家里，他们则从后门悄悄走了。当我发现这一情况后，异常懊丧，先是号啕大哭，后是呜咽悲泣，一直哭到蒙蒙地睡去。事后父亲知道我很难过，和善而又耐心地告诉我他的上述考虑，并且答应另找机会，特地白天陪我去观看一次。因而他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观海京伯兽苑。”虽然我们参观时没有什么表演，只看了一些马术和小丑表演的滑稽节目，不过我已算如愿以偿，以后也就不再成天撅嘴嘟囔不休了。
我幼时的玩具可谓不少，而我却是个玩具破坏者，凡是能拆卸的都拆卸过。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看看内部结构，满足好奇心；其二是认为自己有把握装配复原。那年代会动的铁壳玩具，都是边角相勾固定的，薄薄的马口铁片经不起反复弯折，纷纷断开，再也复原不了。极薄的齿轮，齿牙破蚀，即使以今天的技能，也不易整修。所以，在我一楼的玩具柜中，除了实心木制拆卸不了的，没有几件能够完整活动的，但父母从来不阻止我这样做。
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这两套丛书每套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把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收起来，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就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把书取出来，放在一楼内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取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偏重于文科。父亲也不问我选阅了哪些，更不指定我要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为我赖着不肯去学校，卷起报纸假意要打我屁股。但是，待他了解了原因，便让母亲到学校向教师请假，并向同学解释：确实不是赖学，是因气喘病发作需在家休息，你们在街上也看到的，他还去过医院呢。这才解了小同学堵在我家门口，大唱“周海婴，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的尴尬局面。我虽然也偶尔挨打挨骂，其实父亲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他在给我祖母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这是1936年1月，父亲去世的前半年。
父亲在世时，我还是个调皮爱玩的懵懂孩童。父亲的生活起居、写作待客，我虽然日日看到听到，父亲与朋友之间的谈话，我每每在场，他们也并不回避我。我对他们交谈的内容偶尔发生兴趣，其实他们究竟说的什么，我也不甚了然。对于孩子的未来，父亲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但他也写下了为很多人熟知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父亲的意思很清楚，宁可自己的孩子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如今我已年近八旬，一生只是脚踏实地地工作，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此而言，自觉也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