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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健康界实验室”
每天深夜，活跃着这么一群人，他们“隐匿”在赛博（syber）世界里，通过顶级的人工智能技术来找寻那些想要自杀的人，并展开救助。
他们挽救了一条又一条生命，却不求任何回报。
出于感动和好奇，我们找到了这个团队，并试着去了解他们。
因此，有了这篇文章。
这是他们的故事，有点长，但值得你读完。
1
凌晨4点，“树洞”里的留言依然在高频更新着。
大量屏幕背后的
抑郁症患者，在网络世界里，吐露着心声。
“想死”、“有一起约死的吗？”几乎是“树洞”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语句。
留言多是围绕死亡、情绪状态的自言自语或是对着已逝去博主的如好友般的倾述。隔着屏幕都能感到一种绝望、压抑。
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树洞”仿佛是连接现世和另一个世界的通道。通常，当一位抑郁症患者自杀以后，他的微博会成为其他抑郁症患者倾吐心声的“树洞”。这样的“树洞”很多，有些比较大的“树洞”，单条微博的评论已经超过100万条。
夜晚是“树洞”留言更新最为频繁的时段。在漫长黑夜下，屏幕是亮的，对于死亡的渴望和思索，让这群人打破空间相聚在了一起。
这时，他们卸掉白天的伪装，不再隐藏内心，与陌生的同类们展露最真实的自己。
抑郁症在日常生活中是遭人忽视，不被理解的。“不要对没有抑郁症的人谈论你的抑郁症，简直是对牛弹琴。”这是“树洞”里的一条留言。
据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国有超过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占总人口的4.2%；在我国每年约25万的自杀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抑郁症患者。从时间上来看，几乎每20秒，就有一人因抑郁症自杀。
下一个死去的可能就是刚刚留言过的某一位。
但有人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在一个名为“树洞救援团”的微信群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对树洞里的留言发起讨论，分析着那些可能自杀的人。
这是一场持续性的高科技救援项目。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借助一个智能主体（又称机器人）巡视各种社交媒体（如微博），使用其核心的
知识图谱技术（又称语义技术），发现高风险的有自杀倾向的人群，然后组织人力实施救援。
机器人每晚会将有自杀风险的微博留言统计出来，运营人员将这份“树洞监测报告”丢入“树洞救援团”当中，成员再根据这些信息锁定需要救助的人，尽可能找到自杀者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预警，并采取相应的救援行动，将想要自杀的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在机器人的帮助下，树洞救援团从2018年7月底到12月底，经过4个月的时间，对具有高自杀风险的300多名抑郁症患者给予了关注，对其
中超139人次实施了有效救助，救援团成员现在已超150人。
救援行动由黄智生发起。
第一次见黄智生的人会瞬间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从容、平易近人、双眼炯炯有神，是这位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高级研究员与
北京工业大学国际WIC研究院客座教授给人的印象。他有很多故事想要分享给别人。
行动的萌发最初源于一个科研项目。
“我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工作了30多年，一直研究人工智能。”黄智生说，自2008年以来，他所在的团队开始与中国团队就语义技术开展科研合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科研从理论层面进入到具体应用层面，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抑郁症。
“从2012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关注抑郁症，并且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下称北京安定医院）开始了密切的科研合作。在科研合作中，我们萌生了一个采用AI技术发现社会上需要精神帮助人群的想法，包括自杀群体、老年群体等，并陆续做了一些尝试。”
时间转至2018年3月，黄智生在网上读到了一篇关于“树洞”的报道，发现在树洞里盛满了大量抑郁人群的一手信息。
这篇文章，催生了一个在树洞精准发现抑郁自杀人群，并展开救援的行动，黄智生为它命名为“树洞救援行动”。
救援行动在4月12日正式启动。
最初的启动并没有太多仪式感，只是在黄智生此前组建的“医学人工智能群”里发了条消息。“4月12日我提出了行动理念后，我们就开始在群里讨论，到底怎么样用AI机器人去实施监控，监控到的信息如何识别，机器人又如何研发等。”
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微信群”也是由黄智生倡议发起，以分享医学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落地案例、技术细节、学习经验等为目的，几乎聚集了国内医学AI领域所有最前沿的学者、医生、创业者等。
群读书活动的部分授课团队
不夸张地说，每一位群成员，都代表着中国医学AI行业的一部分未来。
这些专业的医学AI从业者，共同促成了树洞救援行动的首次亮相。
3
与超级英雄漫画、电影里的情节有相同的特点，树洞救援团的第一次出场，故事就足够令人印象深刻。只是，第一次的救援案例后来一直警示着黄智生和其他队员。
4月29日，树洞救援团刚成立不久，树洞监控机器人还没有开发完毕，有位群成员就在树洞里发现了一条网友留言，上面写着5月1日要去自杀。
面对第一个待救援对象，微信群的500名成员开始积极行动，纷纷在微博上寻找蛛丝马迹，尽力从中挖掘更多信息。
其中，自杀者的一条微博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我活这么大一直没人给我送花，男孩子跟我在一起也只是想玩一玩，没有人真心爱我。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差，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女生，感情不顺，队员们做出了初步判断。
继续挖掘和推测，群成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疑似是女孩的前男友；也知道了女孩的姓名，叫吴爽（化名）；并知道了女孩大致位置，在山东。
能联系上女孩的渠道就有了2个，一是通过电话号码，间接找到吴爽，进而实施救援；二是通过当地公安局，找到女孩并完成援救。
第二个方案迅速被否定，公安局因为报警信息不全而不予立案。
只剩下第一个方案。但是，对方一直拒接电话。
面对联系上救援团第一个救助对象的唯一“稻草”，没有人放弃，许多人彻夜不眠。
天快亮的时候，电话终于拨通。
“你的女朋友马上就要自杀了，你赶紧去救救她。”
救援队员的急切，没有换来期望的行动。好在，在救援队员的坚持下，男孩提供了吴爽的就读学校。
救援队员立刻联系到学校，从那里获知了女孩家长的信息。
原来，因为感情挫折，吴爽一直休学在家。
在救援团联系到她母亲的时候，黄智生回忆道：“她母亲并没有觉得严重，虽然女儿休学在家，但每天有吃有喝，她不理解为什么女儿会想自杀，因此并没有把它当回事。”
期望家长帮忙的路几乎是断了，救援团最终直接和吴爽建立了联系，获得了信任，并打消了她自杀的念头。
为了让吴爽找回快乐，心里念着她那条“从没有收过花”的微博，救援团的几位女教授还特地捐款，委托女孩学校每星期给她送一次花，让她真实地感受到关心与希望。
吴爽的状态似乎越来越好，甚至在5月16日主动联系学校，要求回到学校并参加考试。
但由于休学时间过长，缺课过多，学校没能满足吴爽的这个期望。
电话的另一端的吴爽很平静：“好吧。”
当天晚上8点，她在微博发了一条动态：
“拜拜。”
短短两个字，蕴含很多种可能。
在白天的接触中没有察觉到吴爽有任何异常的救援团，将这条信息解读为积极的信号，是女孩要和“过去”告别了。
但在几个小时后，吴爽吞药自尽，生命戛然而止。
大家错愕不已。
吴爽的死给了救援团的成员极大的冲击。
黄智生回忆起来仍旧非常惋惜：“我们的第一次救援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她用一条生命，让我们意识到救助抑郁症患者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后来推测，她背后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讲出来。”
抑郁症患者善于隐藏自己，恰恰是那些没有讲出来的，往往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次救援的最终失败，让树洞救援团总结了几条经验：“一是患者需要长期陪伴；二是一定要求家长重视起来，要带孩子去医院，去治疗；三是要学会去倾听，分析患者没说的话，真正挖掘出他内心的痛苦。”
正如北京安定医院院长
王刚所说：“救援项目里人工智能的作用在于发现，但发现之后怎么做，在现有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去探索，这需要人工智能团队、医学团队、心理从业人员的相互配合，这些人员的分工、操作流程、救助规范都需要进一步优化。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只有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规范化运作。”
“我们现在每救一个人，就成立一个救援小组或者关爱小组。通过团队的力量，互通信息，预防危险。”黄智生告诉我们。
救援队员的专业度也随之提升。
从那以后，救援团基本每周都会找来中国顶尖的学者或医生，通过群内视频直播的形式，分享有关抑郁症、医学人工智能、自杀救助等相关知识，“通过大量的知识学习，救援才能更有效。”
黄智生发出“救援行动讲师团”号召
4
我们也参加过救援团的培训课程。
那是在12月11日，树洞行动救援团开展第六次培训课程，由黄智生为大家讲解《自杀的认知模型：理论与应用》。
在培训中，黄智生讲到，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企图自杀者实际上想得比任何旁人都要多，选择自杀对她们来说，总是会被论证成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此，要改变企图自杀者的思维，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效的自杀心理疏导必须从她们的认知结构分析出发。
以吴爽为例。
根据“男孩子只想玩一玩”为事实依据，她会得出“我傻，没有人真心爱我”的固定信念，并产生“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的绝望情感效应，并产生“活着没有意义”的自杀动机。
要想挽救吴爽，就需要先解构她的认知解构。
解构认知的过程需要缜密的逻辑思辨，或者说，这是一门逻辑艺术。
面对吴爽遇到的“男孩子只想玩一玩”的事实依据，如何让她不得出“我傻，没有人真心爱我”的固定信念呢？
黄智生在课堂上做了示范。
如上图所示，任何一种心理疏导的语言，都可能被自杀者找到逻辑漏洞，导致无法奏效。
因此，救援队员不仅仅要有爱心，还需要专业能力。但仅靠人脑，即便经过培训，也难免会有疏漏，好在这群救援者都有AI背景。黄智生表示，未来能够利用人工智能计算语义距离，从而让机器选出一条最好的疏导语言。
“对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疏导，在人工智能的决策辅助下，不再只是全凭经验与有限的心理学知识了。传统心理咨询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将带来更科学的救治方法，而这本身也会催生新的职业甚至产业。”黄智生满怀憧憬。
同时，对于抑郁群体的救援与观察，本身也会促进科研。
构造自杀知识图谱，是黄智生最初为树洞行动定下的“任务”之一。
这是一个面向自杀救助的知识图谱，所涉及的概念“至少包括对各类自杀方式及其想死的各类想法表达，以及包括死亡前的情绪与欲望表达词，和死亡后各类悼念词，死者人际关系概念等。”
这项任务正在进行中。现在，树洞机器人已经学会将所收集到的信息自动分级，从一级到十级区别出发信息者的自杀风险程度，“我们现在发现最多的是在七级，最高的也有九级。”
而想要自杀者的年龄通常都在17-24岁，且男女比例约为1:4。年轻女孩子多是因为感情问题，或是由于成绩问题，而陷入走不出来的认知困境。
树洞行动所有积累的数据，黄智生都会向学术界公开，供非商业用途（如科研、教学等）使用。
黄智生举例说，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分析时间图谱、空间图谱等，潜在的科研价值丰富。从更大的层面，这些数据还可以辅助绘制全国的抑郁监控地图，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我国政府一向都非常关注精神障碍，特别是抑郁症的自杀问题。据王刚透露，“中国的脑计划近期就要启动，儿童时期的孤独症、成人时期的抑郁症、老年时期的阿尔茨海默病都是最优先关注和研究的疾病，且投入巨大。”
5
干一件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事，困难只多不少。
除了需要缜密的培训，救人本身还面临不少阻碍。
2018年12月22日，机器人在救援团里发布的“树洞监测报告”里有这样一条信息：一个女孩在树洞里留言说她想在1月1日跳楼自杀。
又是历经千辛万苦，救援团找到了女孩和她父母的联系方式。
但是不光女孩抗拒帮助，女孩的父母也是一样。“我女儿本来好好的，你们非说她有病，一旦传出去，以后找工作和找对象都会有很大的问题。”
黄智生说，在国内，大多数家长都非常忌讳别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有精神问题。“这点我们理解，但为了救人，我们必须告诉家长事情的严重程度；不过如果家长极度不配合，我们就很难做些什么。”
面对不配合的家长，救援队不仅有心无力，甚至还有惹上麻烦的风险。
“大家不害怕因为救人最后却招来一身官司吗？”我们问。
出乎意料地，黄智生和救援队员们早已想明白了这种问题——“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更多人会对我们心怀感恩，但不排除个别人和个别现象。”
黄智生说，针对这类风险，一方面，救援团在不断规范救援程序，进而约束救援行为，在救人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另一方面，“我们是不会退缩的。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良心，相信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即使真有官司，我们就认真面对。树洞救援团不会因为有风险，就放弃去做那些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而让很多人失去生命。”
他们把挽救别人的生命，当做自己的责任。
“对我们来说，每天只是付出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和精力，但对那些有抑郁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就是意味着拯救了一片天。”
6
投入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物力，甚至遭人误解和排斥，树洞救援团的成员却依旧坚定地进行着救援活动。
感动和好奇于他们执着的信念，我们采访了一些树洞救援团的成员，试着探寻支撑他们行动背后的动机。
彭玲是中国科学院的教授。她与救援行动的结缘，与树洞救援团的大部分核心队员一样，起始于“医学人工智能群”。从4月12号黄智生初次提出行动理念时，她便决定加入进来，“遇见了，就伸手一把，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在过去3个月里，她和伙伴们一共救了20多人。在她看来，这种对他人的关爱是出自本能，甚至有时会半夜不睡觉去救助别人，“因为有的人值得”。
远在法国的马跃是树洞救援团中的一员。她是巴黎南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在过去3个月里救了十多人。同样身为“医学人工智能群”群成员的她，曾一度默默地观察着黄智生每天发布的树洞救援信息。直到有一天，“我感到一股力量，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帮助一下别人。”她说。
对于马跃来说，有时情况紧急，大家都顾不上休息，但是挽救了一个生命的幸福可以冲走一切疲惫和不解。“当成功挽救一个朋友时，我真的很想跟这位朋友和通力合作的不同地点不同时区的队友们先抱头痛哭，然后再举杯畅饮。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是当我们敲开这些朋友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被他们感动着，感谢他们的信任和善良。后来，我们慢慢地意识到，救助的路是比较长的一条路，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政府、企业和公益的支持。我们希望把这些朋友最终送回正常的生活轨道，这需要救助团之外的更多的帮助。”
“你会用话语伤害癌症患者吗？你不会，但你会用话语伤害抑郁症患者。”
马跃借用救援团其他小伙伴的话，分享了她的感悟。“参与救援团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人是群居动物，同类不是越少越好，而是有更多的人相互拥抱才越幸福。这几个月，我学会了耐心等待，学会了倾听别人，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个树洞行动在告诉大家，即使在大城市和快节凑的生活中，我们并不是孤独。”
在中国科技大学听黄智生公开课的时候，合肥某口腔医院的一位高管吴国锏了解到了树洞救援行动，当即加入。“我觉得这些专家学者是在用他们的赤诚和仁德、用他们的知识和智慧、用他们的创新和创造在形塑人间善爱新模式。我非常钦佩，也觉得自己应该为关爱抑郁患者尽一份绵薄之力。”
救援行动中，队员们的殚心竭虑，甚至通宵达旦不懈努力的情景，让吴国锏非常感动。“面对抑郁患者，我认为自杀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疾病在作祟。失去过亲人的同理心和对生命的敬畏、对弱者的同情是我参与救援的原动力。我最长曾持续9个小时，熬到凌晨5点全力参与救援。”
付光晖是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学院的硕士生，他从大四期间就开始关注抑郁症。“当时，我的一位平时看起来开朗善谈的好朋友，半年间突然联系不上了，让我们异常担心，后来得知他患上了抑郁症。这让我重新审视、重新认识了抑郁症，抑郁症患者许多都处于最好的年龄，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并不应该去死，他们只是生病了一时想不开，非常值得大家的关爱和社会重视。”
在读研后，用AI发展医学成为了付光晖的研究方向，他正在参与策划一些AI技术的抑郁症应用项目。
根据机器人的统计数据，树洞最活跃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而自杀者也一般都会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实施自杀行为。因此，在救援行动中熬夜也是无可避免。付光晖说，“有一次，一个姑娘第二天要实施跳河，时间太紧迫，不将她救下来的话，实在没法睡觉。万幸在警方的配合下，在凌晨两点多找到了她，挽救了生命。”
廖乐光是一位已退休的高级工程师，也是黄智生的大学同学。他对自杀和抑郁症的关注已有十多年，决定加入树洞救援团，是想丰富自己的相关知识来更好地帮助处于痛苦之中的抑郁症患者。“我对自杀和抑郁关注好久了，至少有十多年了，特别是在最近五六年以来，我身边有好多人先后患上抑郁症，而且明确表现出了自杀倾向，他们有我的亲属，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同事。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善良非常聪明的人，因为他们追求完美，有些许不完美就非常纠结，一纠结就夜不能寐，于是就失眠，然后就抑郁；还有一些人是非常重情重义，心中挚爱的人离开了，或者发生大的变故，就感觉不能承受。所以，我非常同情他们，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不仅仅是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而且还要帮他们解决心理问题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隐于世，危难时出现。
树洞救援团的成员或许并没有想要成为漫威漫画里的超级英雄式的人物，但从行动来看，他们已经是了。
7
“这将会成为一个产业。救人会成为一个职业。”黄智生坚定地这么认为。
“我们现在只监控2个树洞，每天就会发现10个人处于自杀边缘，那么一个月就会有大约300人急需救助，而每名自杀者都需要至少5个人组成团队来陪伴他和关心他。”他解释道，而且这还是仅仅微博一种媒体平台，救助对象还仅限于濒临自杀边缘的人们。
树洞救援团目前的150多名成员分布全国各地。机器人每天发布监控报告后，队员们都倾向于对距离自己更近的人实施救援。“看到那些已经被发现有自杀倾向却无力施救的患者，我们非常痛苦。”因此，树洞行动迫切需要更多关注和加入。
对于树洞救援团的未来发展，黄智生也思虑颇多。
“一方面，我们希望获得政府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说到这里，黄智生表示，自杀者得救后，通常需要更换生活环境以加速病情恢复，为此建设一个关爱中心十分迫切，这既需要资金支持，也需要固定土地。“但很有可能，周边居民会把抑郁症理解为神经病，并认为大量的神经病聚集在附近会影响风水和品牌。”
考量再三，黄智生觉得，把救援与产业结合在一起是条出路。
一方面，救人是一个持续性工作，很多本身由于经济问题、工作问题、父母问题等陷入抑郁的孩子，要想彻底走出来，还需要后续各项帮助，因此，黄智生希望构造一个完整的救助生态链；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身就需要一些基础工作的支撑，如数据处理、数据标注等，存在大量的产业需求；再一方面，在黄智生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了未来社会每个人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无论处于何种文化层次，让康复中的孩子们学习人工智能知识和技术总是非常有用的。
综合而言，黄智生希望建造一个关爱中心，既能提供康复疗养功能，也能为抑郁症患者提供工作机会。“这样，他们一天里可以有2个小时学习，2个小时工作，2个小时治疗，2个小时自由活动，通过半工半读半疗养的形式来得到恢复。”
黄智生描绘了一个“康复乐园”，他也称之为“医学人工智能学校”，这是树洞救援行动的延续，也是救助理念的升级。
“如果我们把救助行动作为一个产业做起来，就不仅仅停留在公益层面，还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这也是我们2019年努力的一个目标。”
树洞行动并非孤案。
在树洞行动之后，黄智生和他的伙伴们，还计划了微宙行动和美梦行动。
其中，微宙行动是探讨微生物跟人脑的关系，利用知识图谱研究微生物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美梦行动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来研究改善睡眠的方法。这两个项目一旦启动，也都将有助于缓解抑郁情况。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能够与外界干预的救援行动相结合的药物治疗，也将不日有所突破。
王刚预测到，“未来两三年，会有不低于两个革命性的药物推出，突出优点就是起效快。”
8
“又想割腕了。”
“我准备大年三十当着他们面跳楼，我想他们永远记住我。”
“别再刺激我逼我，经历那个下午我真的不怕了，脑子里一遍又一遍播放我拿剪刀割腕的样子。”
“我找不到什么可以快速死亡的方法，跳楼吧，五楼会死的吧？可是这几天一直在下雨，我跳下去了雨水会泡发我吗？我的尸体会很丑吧？”
“每天意外离世的人那么多，怎么落不到我头上啊？”
“我也想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让我太累了......”
“放弃烧炭吧，我很恐惧在死之前的那种窒息感。”
......
这些树洞里的留言仍在不断更新着，它们从患者的心里走出，再走入每一个想要帮助他们的“树洞救援团”成员的心。
救援不会停止，两方的故事都在进行中。
只是，希望“离别”的故事能够早日画上句号。
更多Q&A
H·Lab：您对国内的学术氛围和环境有什么感受？
黄智生：树洞行动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难以突破的关键，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国内没人想起来做？我觉得，可由于国内更多学者还是在关心怎么出SCI论文、怎么申请课题，他们缺乏动力去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不一定能带来什么回报。
H·Lab：那您为什么愿意来做呢？
黄智生：因为我在荷兰就职，从来没有每年发多少SCI的要求。那里的大学没有这个指挥棒，一旦我们被认作是学者，我们就被认为是会安排自己的时间做合理的科学研究。在这样一个宽松的体制里，也不见得说我们就做不出成果，反而，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技术创新的事情，更好地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服务的。
H·Lab：您怎么看待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尤其在医学领域。
黄智生：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需要积累的技术。我们在国外已经发展了30多年，我们有人工智能专业来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非常系统且平稳。但中国近几年是一下子起了一波热潮，既缺乏系统化积累，也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他们。
H·Lab：什么是知识图谱？
黄智生：知识图谱又被称为语义技术的工具，重点在于表达的内容概念，而非表达方式。比如，电脑、计算机、computer都是同一个语义，却是三个表达方式。而且，每一个内容概念，都有它与其他内容概念的关系，例如当我们要搜索“水果中的苹果”，那就绝对不是要搜索“苹果电脑”或“苹果公司”。只有语义技术，才能能够表达人类最精准的意思。所以，真正的人工智能，要擅长使用语义进行搜索，而非使用关键词搜索。
H·Lab：我看您在朋友圈说，您每两周都要读完一本教科书？
黄智生：对啊，我必须要读书，而且已经坚持了30年还在读书。我大概收藏了五万册书，每次回来中国，都要把国内的教科书几十本几十本地买回去。但是国内的学者，可能需要整天跑课题、做报告，不一定有时间读书，这很可惜。
H·Lab：您担心这篇文章，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吗？
黄智生：确实。但是，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来参加到我们的救援队伍里，但是又不希望这些自杀的人知道有人在监控，那样会让他们躲起来。但我们相信，这篇文章能够起到更多正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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