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大巴山阴雨连绵。“郑医生，郑医生……”喊声未落，一位浑身湿透的农民已经推开屋门，沾满泥巴的双脚还在淌水。他是外村人，表哥重度脱水，已经昏迷。他哀求道：“病人快不行了，你的医术高，快去救救吧！”
此时，天色已暗，大雨滂沱。郑子全转过身子，目光落在床边。飘忽的油灯下，刚满1岁的小女儿患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病情很重。怎么办？望着女儿，他犹豫了。去吧，对不起家人；不去，对不起乡亲。但是，作为医生，岂能见死不救？于是，他叮嘱了妻子几句话，背起药箱就走。
钟家村坐落在山腰，离八寨村有10多公里路。当夜，春雨哗啦啦像瓢泼，道路陡峭泥泞，人随时可能摔下山涧。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几个小时后才来到病人家。此时，郑子全已经成了泥人，衣服湿透了，草鞋也跑断了。但他顾不上换衣服，立刻进行抢救。
病人叫张兴华，33岁，没有娶妻，弟弟妹妹年幼，父亲体弱多病，母亲早亡，家徒四壁。当时，病人已高烧半月，两天水米未进，骨瘦如柴，家人把棺材都备好了。
郑子全刚刚学医3年，从未见过如此重症。但是，张家人眼巴巴地望着他，把他当成了救命草。于是，他把了脉，又从药箱里翻出一本《中医内科》，希望找到一个对症的方子，结果越翻心越乱，急得一头汗。最后，他总算根据粗浅的医学知识做出判断，病人是由重感冒引起发热脱水，尚未形成肺炎。于是，他先打针输液，再连夜抓来中药熬汤，总算稳住了病情。
夜深了，郑子全决定留下来。病人奄奄一息，家人害怕，谁也不敢挨着睡。郑子全说：“我挨他睡，有什么危险，好抢救。”山里的春天很冷，但床上只有一张席子，一条破烂不堪的被子，无法御寒。郑子全困倦之极，却不敢合眼。他随时观察病情，一会量体温，一会喂中药，甚至还帮助病人解便。不知不觉，已是鸡叫五更。
上午9点，病人开始退烧了。到中午，说话也有力气了，还喝了一碗粥。郑子全熬了中药，亲自给病人喂下。中午一过，病人的脉象就正常了。
病人脱离了危险，郑子全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但另一块石头却越来越沉。他一刻也等不及了，小女儿还在病床上躺着呢。此时，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在山间，他摔倒好几次，险些掉下悬崖。
大约晚上6点，郑子全回到了八寨村。这时，雨渐渐小了，他的脚步也更快了。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当他刚刚跨进家门，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如同炸雷一般，在他耳边响起。他知道，天塌了！他的身子一歪，扑到女儿床前。在油灯下，女儿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呈现严重失水体征，一个小时前刚刚去世。郑子全用颤抖的手指，为女儿抹去残留在眼角的泪滴，然后掩面痛哭。
按照当地的风俗，小女儿被连夜埋到山上，没有墓，不立碑，只有一片松林为她遮风挡雨。此后月余，妻子卧床不起。多少年了，郑子全已不愿再回忆往事。只是偶尔，他会走进山林，张望复张望，彷徨复彷徨。为了那迟到的一小时，他终身遗憾，却从不后悔。他说：“我失去了一条生命，也救了一条生命。”
人心都有一架天平。一边是家庭小爱，一边是苍生大爱。危急时刻，天平倾向何处，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高尚者，宁肯舍小爱而成大爱。在两难抉择中，郑子全把砝码加给别人。他的心灵之光，如同夜空中的繁星，闪耀在天地之间。
他亲尝百草，在自己身上做药物试验；他扎遍全身，熟悉针灸穴位。他虔诚地对待自己的事业，看病就是他的宗教 郑子全生于八寨，长于八寨。两岁半时，父母离异，刚强的小脚母亲独自把他拉扯成人。对他来说，童年是一段苦涩的记忆。15岁，他初中毕业。因家庭困窘，不得不辍学谋生。他先后当过弹花匠、木匠、篾匠、裁缝，尝尽了人世的酸甜苦辣。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萌发了从医的愿望。有一年，他的表哥突然发烧，浑身疼痛，当时周围乡村只有两名医生，谁都诊断不清病因。两个月后，年仅21岁的表哥就去世了。这件事深深刺痛了他。
1975年1月，他的生命出现了一线曙光。公社干部看到他是个好苗子，推荐他到八寨村卫生室当“赤脚医生”，并参加短期医学培训。当时，农村医疗条件落后，疫病流行，巫医兴盛。百姓的呻吟，坚定了他学医救民的信念。他跋山涉水，向远近有名的民间医生学习请教。为了辨别药材，他亲尝百草，熟悉药性药理，并多次在自己身上做药物试验。练习针灸时，他在自己身上找穴位，浑身扎遍，却乐在其中。他像教徒一样，虔诚地对待自己的事业。看病就是他的宗教。
然而，美好的愿望，并不等于美好的现实。在临床实践中，他深深感到，仅靠“一根针，一把草，一双铁脚板”，并不能当个好医生。对于很多疑难病症，他常常感到束手无策。 1979年，改革的春天来了。他鼓起勇气给成都中医学院写信，诉说了对知识的渴望。信中写道：“我是万县地区巫溪县白果公社的一名赤脚医生，由于大巴山区贫穷落后，医疗条件有限，农民缺医少药情况特别严重。我浅薄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看病需要。我想自学，但苦于找不到老师和书籍，恳请贵校给我邮寄一些辅导书籍……”很快，学院回信了。信中讲了很多鼓励的话，并决定招收他为该院首批函授学员。对于郑子全来说，这一喜讯如同天降甘霖，他忧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学院陆续寄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中医基础理论》、《儿科学和妇科学》、《西医基础》等13门课程的书籍，总共100多本。曾经饱尝无书可读之苦的他，如获至宝。从此，他除了在诊室看病，几乎所有时间都泡在书海里。数年间，他不肯看一场电影，哪怕是在家门口放映；不肯耽误一个晚上，哪怕是老丈人请吃饭。为了读懂那些“天书”，他每天都熬到深夜，早晨天不亮就起床，从不间断。每一本教材，他几乎都能背下来。村里人说，郑医生窗前的灯光，熄得最晚，亮得最早。有一次，由于过度疲劳，他半夜在书桌前昏倒，妻子梦中惊醒，赶紧将他扶上床，心疼地说：“你都快成书痴了！”
1984年，他参加了乡村医生考试，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乡村医生证书。1986年7月，他自学完成了成都中医学院四年本科课程，成为全县第一个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村医。当邮递员送来烫金的《结业证书》时，他和妻子喜极而泣。 他用自己研制的药膏，治疗疥疮患者两万多人次。他不求赚钱，免费治疗学生数百名，避免了疾病蔓延大巴山区终年阴雨潮湿。疥疮是一种传染性皮肤病，发作起来，奇痒难忍，但长期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穷长虱子富长疮”、“长了疮能长寿”。其实，这不过是农民有病难医，聊以自慰罢了。
郑子全立志解除百姓疾苦。他遍查古今医学资料，潜心研究，终于发现是疥虫在作怪。但是，疥虫很顽固，抗感染药物很难杀灭。郑子全从古籍中汲取营养，把有关药物一一挑选出来，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了一种治疗疥疮的中药膏。
小小药膏，疗效神奇。不仅周边乡镇的患者纷纷求治，就连巫溪县城的患者也慕名而来。有人说：“郑医生，你发财的机会来了。你的药那么灵，够吃一辈子了！”郑子全说：“我研制药物是为了治病，不为赚钱。”在村卫生室，他的药膏只收成本费，老百姓花几元到十几元钱，就能治好病。症状轻的，他不收钱。近年来，他累计治疗疥疮患者两万多人次。
1990年春，巫溪县一位县委副书记紧急来电，说马坪中学和尖山中学疥疮闹得很凶，有六七百人感染，希望他马上前往治疗。于是，他坐车来到30公里之外的马坪中学。一进学校，他就查看学生宿舍、教室和食堂，发现学生的被褥特别潮湿，且不卫生。于是，他主动要求讲一堂健康知识课。由于教室太小，全校师生便来到操场上。没有麦克风，他就扯起嗓子喊；没有讲台，他就站在砖头上。在料峭的寒风中，他讲了一个小时，从疥疮的病因、病理到诊断、治疗，通俗易懂，赢得了热烈的掌声。随后，他逐一检查长疥疮的学生，并详细记录病情。几天后，他配制了400多份药膏，亲自送到学校。根据病情轻重，每份都写有患病学生的名字。很快，所有学生的疥疮都治愈了。这些都是免费的，他甚至连往返的车费都不让学校报销。在他看来，避免疾病蔓延才是最大的事。 他翻山越岭，走遍全村的每一户人家，不让一个娃娃漏种疫苗，31年从未间断八寨村有480户人家，分布于山顶、山腰和山脚。远远望去，如同棋盘上散落的棋子。
近年来，村里住泥巴房的越来越少了，可郑子全至今还住在30多年前修建的泥巴房里。屋里四壁裂缝，透风漏雨。窗户是塑料布糊的，采光很差，即便是白天也要开灯。一张木床，已看不清是什么颜色；两个柜子，把手已掉得七零八落。家中最值钱的是一台25英寸的康佳彩电、一床丝绵被和一条毛毯，那是两个女儿给买的。
乡村医生很苦，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一旦失去劳动力，家庭生活将陷入困境。村卫生室收入微薄，他把一部分钱用于帮助贫困患者，剩余的钱仅够维持卫生室基本运转。他还种了两亩地，养了几头猪，以维持日常生活。
打预防针是一件苦差事。县里每年送3次疫苗，每次有100人份左右。疫苗需要冷藏，必须尽快注射。于是，每当疫苗一到，郑子全就背起装着冰块的保温箱上山，为适龄儿童注射疫苗。31年来，他翻山越岭，走遍了全村的每一户人家，从未间断。有一次，他刚好闹腹泻，浑身无力，但是，疫苗到了，一天也不能耽搁。于是，他拄着树枝，咬着牙上了山。白天打不完，晚上接着打。在昏暗的灯光下，孩子们的臂上留下了一个个印记，他的头上也淌出了一串串汗珠。由于劳累过度，他回家后大病一场。
前些年，农村的住院分娩率很低。有的人家生了孩子，没赶上注射疫苗时间，就要等下次补种。对此，郑子全都要一一登记下来，不让一个娃娃漏掉。一次，他到深山里的一户人家补种疫苗。不巧，孩子出门串亲戚了。于是，他就住在山上等了一天，直到孩子回来。打过疫苗后，经观察没有不良反应，他才放心地离开。
疫苗是国家免费提供的，县疾控中心每年给村医补贴120元。考虑到村医辛苦，县里允许村医打一针疫苗，收一到两元钱，作为劳务费。但是，郑子全从来不收钱，直到近几年，才收5角钱的注射器成本费。有人笑话他：“你呀，傻到头了。一分钱不挣，还干得有滋有味。”可他却说：“生个娃娃不容易，如果不打疫苗，落下点病，我怎么对得起乡亲？”31年来，全村从未发生过重大传染病流行。
他把病人的事看得比天还大。只要有乡亲来喊，无论白天黑夜，不管山高路远，随时出诊。帮别人渡过苦难，是他最大的快乐
作为一名村医，郑子全把病人的事看得比天还大。只要有村民来喊，无论白天黑夜，不管山高路远，他都二话不说，立即出诊。 1993年夏，一位太平村村民急匆匆走进八寨村卫生室，要买治“伤口”的药。原来，他老婆在家里生孩子，产后出血不止。“伤口什么样？”郑子全问。
“有一大坨肉露在外面。”
郑子全意识到，这可能是子宫脱出，一旦耽误，性命难保。于是，他马上说：“快带我到你家去！”
当时，已是晚上7点多，下着大雨。产妇子宫脱出，生命垂危，必须立即送往医院。但是，家人却说是鬼邪缠身，犹犹豫豫不肯去。郑子全猜想，可能因为家里太穷，怕上医院花钱。于是，他掏出了身上仅有的50元钱，喊道：“再不去就出人命了！”为了防止意外，他亲自陪同。村里没有车，他们就找了一个滑竿，抬着产妇到了尖山卫生院。
在卫生院，郑子全恳求院长说：“这个病人家庭特别贫困，得了重病，没钱治疗，请你们在手术费上照顾一下！”院长二话没说，立刻组织医生抢救，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产妇终于得救。最后，卫生院只收了80元钱。 在入党一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他卖掉半亩树苗和4头猪，向党组织自愿多缴党费1000元在八寨村卫生室的墙上，挂满了郑子全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党费收据》，上面写道：“郑子全同志自愿一次多缴党费计人民币1000元。特此证明。”时间是1986年10月10日，签章单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
郑子全深深地热爱共产党。他说：“我是从苦水中泡大的，现在成长为一名医生，最感谢的就是共产党。”1985年9月，他终于实现了梦想，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1986年，在入党一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为了表达一片深情，他决定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1000元党费。他对妻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全靠共产党。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一切向钱看，惟利是图，我想让人们看到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
当时，村卫生室几乎没有收入，他家尚无一分钱储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他先卖了半亩树苗，换了400多元。接着，又卖了4头猪，得了500多元，这才凑足1000元。
在那个年代，1000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当他把这笔“巨额党费”交给村党支部，村里不敢接，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于是，村请示乡，乡请示县，县委请示地委，地委请示省委。最后，省委组织部答复：1000元以上的党费，由县委组织部直接寄中央组织部。
11月的一天，巫溪县委组织部派人来到郑子全家中，转交了中组部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是《党费收据》。他们放了鞭炮，还给他买了一套《医宗金鉴》，勉励他好好为村民服务。那天，他激动得彻夜难眠。
“巨额党费”消息传开后，村民们并不感到意外，因为郑子全一贯积德行善，倾囊助人，有党员的样。
面对一次次走出农村的机会，他倔强地选择了与大山为伴。他说：“我和农民有感情，这里越贫穷，我越不忍离开。我愿意在农村当一辈子医生。”
对于郑子全来说，并非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然而，当机会出现时，他却倔强地选择了留在农村，宁愿与大山为伴，与清贫为伴。 1990年，他获得“四川省优秀个体劳动者”称号；1991年，他又获得“全国优秀个体劳动者”称号。在全省的百场巡回演讲中，他的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于是，走出山村的机会一次次出现了。1990年，县卫生局领导几次找他谈话：“局里想调你到县里或乡里医院工作，具体单位由你选。如果同意，马上派你到成都医学院深造。”面对如此诱惑，郑子全居然平静如水。他说：“我一直在农村当赤脚医生，从来也没想过离开农村。我一走，谁给老乡们看病？”
1991年，万州地委一位姓陈的副书记特意来看他，在饭桌上，陈副书记说：“你还年轻，转个行吧，先上党校学习。你这样的劳模，要重点培养。”郑子全站了起来，恳切地说：“我和农民有感情，这里越贫穷，我越不忍离开。我愿意在农村当一辈子医生。”对于他的回答，陈副书记既意外，又敬佩。临别时说：“你这样的人，很难得。你好好为百姓服务吧！”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常有药商上门推销，有时一天来好几个公司的人。有的说：“你从我这里进药，价格低，还给回扣。”还有的说：“你名气大，咱们合伙干，一年轻轻松松几十万。”对此，他总是婉言拒绝。他进药的基本原则是：渠道要正，质量要好。
郑子全从不进贵药，不开大方，不图赚钱，够本就行。在村卫生室，最贵的药不过10多元，最便宜的药只有5分钱。病人感冒发烧，他尽量不用抗生素，而用小柴胡汤等中草药，一两服就管用，只花三四元。他说：“医生最重要的是良心，行医就是行善。药卖贵了，老百姓承受不了，我也心不安。”
在卫生室的药柜里，最多的还是价格低廉的中草药。几乎每年夏秋，他都要上山采药，自己炮制，以降低药材成本。大巴山上的红池坝，是中草药的“宝库”。但是，那里地势险峻，人迹罕至，荆棘丛生，毒蛇很多。每次采药，他都要穿雨鞋，打绑腿，还得带上锄头、砍刀和绳子。岩白菜、石枫子等药材疗效极好，但长在悬崖上，市场上很难买到。为了采集这些药材，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攀登。受过多少伤，连他自己也数不清。31年来，他穿破的鞋子有300多双。 他冒险攀崖，实地考察，把清洌的泉水引下山。他为家乡办的好事数不清，却从不图任何回报不走进大巴山，就不会懂得山之博大，更不会懂得大山人的情怀。
郑子全是一名医生，也是巫溪县政协委员。他牵挂百姓的疾苦，关注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他像一棵小草，无私地报答着春晖。
尖山镇自古缺水，百姓世代喝土塘水。全镇1.8万人饮水困难，患痢疾的人很多。近年来，各级政府想了很多办法，鼓励农民修建水塘，但因当地是石灰岩地质，水塘用不了多久就裂缝，存不住水。在百步小学，每到秋冬缺水季节，学校都要租车外出拉水。后来，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每天交一桶水。目睹学生们抬水上学的情景，郑子全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想起老辈人说过，在海拔1800多米的老鹰寨，有一眼甘泉。上世纪20年代，村民为躲避战乱，曾在那里居住过。2002年，他两次冒险登山攀崖，实地考察，发现了那眼清泉。他想，泉水白白流走，太可惜了。如果能够引下山，百姓该多高兴啊！
很快，他向镇政府汇报了考察结果。但是，资金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引水需要10多万元，可巫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经济十分困难。郑子全决定向重庆市政府反映吃水难问题。他打通了一位市领导的电话，得到了全力支持。9月，万米管道从山上通到山下，如同一条蜿蜒的巨龙，清洌的山泉流到了千家万户。从此，尖山镇告别了喝土塘水的历史。 马坪乡由于大山阻隔，曾是巫溪县最后一座“孤岛”，自古不通公路。马坪乡人到巫溪县办事，要从云阳县多绕90多公里，很多农产品都烂在地里，危重病人也送不出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郑子全多次往返于重庆和巫溪之间，四处奔走。1999年，重庆市有关部门拨款108万元，修建了马坪至田坝的公路和桥梁，使马坪乡走出了封闭的世界，从此天堑变通途，百姓有了致富路。春去秋来，他的足迹印满青山，化作一串串音符，奏响生命的乐章。
云雾深处，大山之巅，有一棵小小的黄连草。大山是小草的依托，小草是大山的赤子。大山因小草而神奇，小草因大山而挺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