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
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
《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
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
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
自北宋景祐年间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
对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难以确断。
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徵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
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殷，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
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
翻译：先敌使用权谋，敌人有力量也无法使用，先敌使用武力，敌人有力量也无法抗拒，所以用兵最好先发制人。
出处：《尉缭子·战权》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 *** 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
《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扩展资料：
本篇指出兵少可用权谋，兵多可用力胜。主张先发制人，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者无之，无者有之”，使敌人摸不清我之企图。反对“轻进而求战”，也不求“必往有功”。
主张根据情况，见到有胜利的把握，然后决战，所谓“意往而不疑则从之，夺敌而无前则加之，明视而高居则威之，兵道极矣。”
最后指出：军事行动要严守秘密，作战行动要有节制，战场纪律要严格整肃，朝廷决策要高明，将帅选拔要慎重，进入敌人国境要迅速而突然，这样就有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尉缭子》的思想大体上接近法家，反对孔孟的亲亲原则，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和治军，某些思想显得非常残暴，全文处处可见“诛杀”这样的词汇，并且大力倡连坐保甲制度。
有意思的是尉缭却非常推崇德、仁义，提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告诫君主“杂学不为通儒”，言外之意他的理论才是最有用的理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
尉缭撰。 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 “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
《隋书•经籍 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 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 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 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 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
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以为秦国 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 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但从全书人称、语气 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 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 “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 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 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 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
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 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人秦的那个尉 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 有“《尉缭》三十一篇”。 《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 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
自北宋景祐年间 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 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 对 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 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 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
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 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 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 难以确断。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 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 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
唐魏征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 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 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 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 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 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
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 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 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 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 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 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 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 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 上、下篇。
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 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 《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 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 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
《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 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 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 《战威第四》着 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
《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 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 中的守城法则。
《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 《武议 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
《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 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 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
《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 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 “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 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
《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 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
《尉缭子》好看吗？此书开始是由尉缭的太爷爷担任魏国国尉时写的，当时此书没完成。
然后由尉缭的爷爷担任魏国国尉时继续补充，此书也未完成。再然后由尉缭的父亲担任魏国国尉时再继续补充，此书仍然未完成。
最后由我们大名鼎鼎的秦国国尉尉缭进行最后的完善修订，经过了尉缭四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此书。尉缭子隐居前将此书最后献给了秦始皇，然后隐居去了，尉缭子后来收了个徒弟叫韩信！ 而张良的师傅是黄石公，就是商山四皓里的夏黄公，他们是同一个人。
当时秦汉五大隐士除了商山四皓，另一位是五大隐士里排名第一并教授韩信鬼谷九兵的尉缭子！作为鬼谷派军事爱好者来说，《尉缭子》甚是不错而且让人非常有研究兴趣，此书您若收藏了是绝对值得的！《尉缭子》里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啊？作者名叫尉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是在尉缭太爷、爷爷、父亲三代均在魏国担任国尉一职，尉缭亦在秦国担任国尉一职，《尉缭子》一书并非尉缭一人所著，而是在尉缭太爷开始，经四代人努力才完成的。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尉缭子》是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经七书》本最早。《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子》二十九篇。
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
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
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观点，这也许是被纳入杂家的主要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研究。
现存24篇，1~12篇主要论述战争和政治，13~24篇讲军令和军制。今本《尉缭子》共分五卷。
卷一：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威”、4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卷二：包括 “战权”“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卷三：包括“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6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卷四：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
卷五：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战争观：《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
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治军思想：高度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
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 ”；强调严明赏罚 ，“ 刑上究”，“赏下流”，并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 、警戒 、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吏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
战指导思想：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重视战争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兴师用兵，必须首先详审“内外之权”，准确掌握敌我等情况，计先定，虑早决。
主张先机制敌。军事辩证法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
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在战争中运用权谋。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
《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其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
译文：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
出自：尉缭[秦朝]《尉缭子》兵令上第二十三。 原句：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
文所以视利害，辩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
释义：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军事是现象，政治是本质。
能弄清这二者的关系，就懂得胜败的道理了。政治是用来明察利害，辨别安危的。
军事是用来战胜强敌，保卫国家的。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兵令上第二十三》是中国古代兵书《尉缭子》里记载的一篇兵法文章。
本篇论述了战争的目的是“伐暴乱，本仁义，战国则以立威”。战争的实质是“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此外，还论述了临敌布阵的方法、纪律和要求。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636f7079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431343634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 *** 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
《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
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 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兵谈》，汉简本）。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译文：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
出自：尉缭[秦朝]《尉缭子》兵令上第二十三。
原句：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辩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
释义：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军事是现象，政治是本质。能弄清这二者的关系，就懂得胜败的道理了。政治是用来明察利害，辨别安危的。军事是用来战胜强敌，保卫国家的。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兵令上第二十三》是中国古代兵书《尉缭子》里记载的一篇兵法文章。本篇论述了战争的目的是“伐暴乱，本仁义，战国则以立威”。战争的实质是“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此外，还论述了临敌布阵的方法、纪律和要求。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 *** 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
《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
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兵谈》，汉简本）。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