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唐代刘禹锡把民歌变成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竹枝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社会历史变迁及作者个人思想情调的影响，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由文人搜集整理保存下来的民间歌谣；二类是由文人吸收、融会竹枝词歌谣的精华而创作出有浓郁民歌色彩的诗体；三类是借竹枝词格调而写出的七言绝句，这一类文人气较浓，仍冠以“竹枝词”。
竹枝词，主要因四川乃熊猫之故乡，竹子甚多而来民歌中的《竹枝》，流传年代古老，白居易诗中有：“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从民歌演化为文人诗体，一般认为是从唐代刘禹锡开始的。刘于长庆二年（八八二年）任夔州刺史时，这年春正月来到建平（今巫山县）见到民间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边唱边舞，以「曲多为贤」。带有赛歌的性质。他由此受到启发，就仿效屈原作「九歌」的方式，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实际是为当时民间的竹枝词歌舞作的新词。他的新词具有鲜明的民间歌谣格调，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当时的白居易、李涉以及其后的皇甫松、孙光宪等都写过竹枝词。 宋代黄庭坚称赞刘禹锡的竹枝词说：「刘梦得竹枝歌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苏轼也很赞赏，当黄庭坚向苏吟读刘禹锡九首中的第一首，即：「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苏轼叹道：“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见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词》）。宋代不少文人写竹枝词，除苏轼、黄庭坚外、还有苏辙、杨万里、范成大、汪元量等，都有成名之作。 刘禹锡竹枝词在民间流传很广，一直到宋代还在传唱。据邵伯《闻见后录》记载：“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又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余当夜行苕溪，闻舟人唱渔歌，歌中有此后两句，余皆杂俚语，岂非梦得之词自巴逾传至此乎？” 苕溪在浙江流入太湖，渔歌中的后两句，指刘禹锡词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元代诗人杨维祯对竹枝词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清王士祯说“梦得后工此体者，无如杨廉夫，虞伯生”。杨廉夫，即杨维祯。杨维祯（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浙江诸暨人。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进士。曾任天台尹、儒学提举等职。他为官有政绩，注意民间疾苦，写过一批民谣化的诗歌。他于元至正初年作《西湖竹枝词》九首，尔后竟有一百多人起来唱和。后于至正八年（一三四八）杨将一二0人的唱和辑词一八0首编成《西湖竹枝集》。并对各家之间加以评点。《西湖竹枝集》的出版，对竹枝词创作是一个有力推动。不少地方都出现冠以各地地名的《竹枝词》。（最早记载“麻婆豆腐”的便是源自《锦城竹枝词》－－麻婆陈氏尚传名,豆腐烘来味最精,万福桥边帘影动,合沽春酒醉先生，要用四川话来读，才朗朗上口） 元明以还，许多文人学士写有《竹枝词》作品。比较有影响的元代如虞集（伯生）、倪瓒、马祖常等。倪瓒是著名画家。明代有刘基、宋濂、李东阳、杨升庵、徐渭、袁宏道等。 清初，康熙年间的诗人王世祯（1634——1711年），对竹枝词情有独钟。他每到一地都要写几首竹枝词，如《都下竹枝词》、《汉嘉竹枝词》、《江阳竹枝词》、《西陵竹枝词》、《广州竹枝词》、《邓尉竹枝词》等等。在诗词理论上主“神韵”说，主张诗歌要“兴会神到”，讲究含蓄蕴藉，富有情趣。他在一首讲自己诗风渊源时的诗中写道：“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可见竹枝词对他诗风的影响。王世祯在康熙时期主掌诗坛数十年，号渔洋山人，门生满天下，他主倡的诗风在清一代很有影响。 有清一代，竹枝词有了很大发展。康熙时期的朱彝尊、高士奇、孔尚任、查慎行等都有佳作。文人唱和之风尤盛。如孔尚任（《桃花扇传奇》作者）在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3年）与袁启旭等九人，在燕九节这一天同游白云观，回来后在同行陈健夫家中以庾信“结客少年场，春风满路香”为韵各作十首竹枝词，共得九十首，记述了白云观庙会的各种场景。（见《清代北京竹枝词》）。到乾隆时期，连弘历皇帝也做起竹枝词来，他写有《荔枝效竹枝词》三首。这在历代帝王中是仅见的。清代中，晚期作者日众，上至达官，下至小吏，中、小知识分子，由于社会急剧变化，朝廷腐败，外国侵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引起广大知识阶层的愤懑，纷纷拿起笔来。以竹枝词为体，“或抒过眼之繁华，或溯赏心之乐事”，“运龙蛇于掌上，抒垒块于胸中”。“借眼前之闻见，抒胸际之牢愁”。写作题材越来越广泛，从记风土、写恋情、涉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重大历史事件都纷纷入诗。在地域上从通都大邑到大部分省区、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华人所在的域外诸国也有作品出现。如郁达夫有《日本竹枝词》、郭则沄有《江户竹枝词》、潘飞声《柏林竹枝词》、还有《伦敦竹枝词》、《海外竹枝词》等等。据竹枝词研究家们估计，从唐至今，竹枝词作品至少有十数万首以上，远远超过全唐诗歌总量。 到了当代，竹枝词创作仍然方兴未艾，概要地说，竹枝词是反映新时代生活、风貌、民俗、娱乐等的重要载体。如陈志岁《温州竹枝词》（之一，乙亥二月作）：“二月东风与艳阳，儿童课后放鸢忙。谁家制得如龙样，影落河边十丈长。”（摘自《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竹枝词》。原注：“课后：指学校放学之后。如龙样：在九山河边大操场，见花样各异的众多风筝中，有只风筝形状如龙，长四十来米。飞上空中后有如翔龙。”）读该诗，当代温州风筝花样翻新，儿童竞放风筝情景如在目前。 【诗文欣赏】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诗文解释】 江边的杨柳青青，垂着绿色枝条，水面平静，忽然听到江面上情郎唱歌的声音。东边出着太阳，西边还下着雨，说是没有晴天吧，却还有晴的地方。 【词语解释】 晴：与情字谐音，双关妙用。 【诗文赏析】 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情歌常用的双关的手法，含蓄地表达出微妙的恋情，新颖生动，妙趣横生。 关于竹枝词的特色，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概括为“四易”，即易学、易懂、易写、易流传。这是从学习和阅读方面讲的。如果从内容、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来研究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 语言流畅，通俗易懂。竹枝词是由民歌蜕化出来的，民间的口语、俚语皆可入诗，且极少用典，读起来琅琅上口，雅俗共赏。清记录王世祯《师友诗传录》中有一段话：“竹枝稍以文语缘诸俚俗，若太加文藻，则非本色矣”。说得很对，这是竹枝词的一大特色。正是由于在竹枝词里用了大量口语、俚语和地方乡音，读起来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和生活气息。 比如旧北京有一种专卖胡梳坠什的小贩，手提包裹或小木箱，经常在旅店门外高声叫卖，音调极高，带有腔板。有一首竹枝词就把小贩的叫卖词入了诗。 叫卖出奇声彻霄，街头客店任逍遥。“胡梳坠什捎家走，十个铜元拣样挑”。 后两句把小贩的叫卖词，老北京话“捎家走”，“拣样挑”，鲜灵灵地写入诗中，令人感到亲切、生动，小贩形象跃然纸上。 居家不易是长安，俭约持躬稍自宽。最怕人情红白事，知单一到便为难。 诗中的长安，指北京。知单，指请柬之类。清代北京，大办婚丧事之风很盛，普遍市民们对此十分烦恼，见了“知单”便为难起来。这首竹枝词以“为难”的通俗语入诗，生动地刻划出百姓市民们无可奈何的心态。 杭州有一首写卖水果的小贩称： 小步街头日夕回，桂花栗子白杨梅。寄人檐下高声唤：“六个铜元一大堆”。 一句叫卖声入诗，街头小贩的形象活灵活现。 南昌有一首写菜贩的竹枝词： 夜半呕哑拨橹声，菜佣郭外听鸡鸣。青菘、碧蒜、红萝卜，不到天明已入城。 诗明白如话，把卖菜小贩起早搭黑地辛苦贩运，写得十分逼真。 芒鞋草笠去烧畲，半种蹲鸱半种瓜。郎自服劳侬自饷，得闲且摘苦丁茶。 这是江西山区的竹枝词。蹲鸱，即芋头。苦丁茶，是野生山茶。诗以一位青年劳动妇女口吻，叙说这对青年夫妇过着清苦的然而是自在的山区劳动生活。 在我国诗歌史上，有些文人不赞成诗中有俗语出现。严羽《沧浪诗话》中说：“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朱熹也说过：“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这种说法是片面的。竹枝词正是以容俗为特色。历代许多优秀的竹枝词恰恰是淡语中有味，浅语中有情，俗语中含雅。 （二）不拘格律，束缚较少。民歌作者不太懂韵书上的规范，民间竹枝词也多依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声韵。刘禹锡最早作的九首竹枝词，可以说没有一首是符合规范的。从第一首开始：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第三句第四字用平声，第七字用仄声，第四句中第二字用平声，第七字用平声都不合格律。 第二首云：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这首诗的一、二、三、四句起头都用平声不合格律。依此推以下七首都不完全合律。 白居易的四首竹枝词中也有一首不合律。 这种不拘格律的现象，从刘、白开始，后人接踵，世代承袭下来。近人在考证竹枝词的格律时认为竹枝词“以民歌拗体为常体”，以绝句为“别体”（任半塘《竹枝考》）。拗体，即指不按律、绝体的平仄规范的诗体。清董文焕《声调四谱图说》云：“至竹枝词，其格非古非律，半杂歌谣。平仄之法，在拗、古、律三者之间，不得全用古体。若天籁所至，则又不尽拘拘也”。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也说：“竹枝，人多作拗体”。可见，竹枝词的拗体特色，成为与七绝诗体的重要区别之一。竹枝词的这种特色，给了它广泛流传发展的便利条件。由于格律较自由，束缚较少，作者易于掌握，有广大的写作队伍。 这里特别应提及的是，竹枝词格律宽泛，并未破坏诗的韵律美。相反，从刘、白以来，历代诗词大家都喜欢它，出现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诗。 关于竹枝词的韵脚，大量作品沿用平声韵。但也有押仄声韵或平韵仄韵间用的。如苏轼在忠州作的九首竹枝词，有平有仄。如咏屈原：“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载，满船哀唱似当年”。阗、原、年押平声韵。其咏项羽一首云“横行天下竞何事，弃马乌江马垂涕。项王已死无故人，首入汉庭身委地”。事、涕、地皆为仄声韵。从诗式上看，竹枝词以七言四句为常体，但也有五言四句作为别体。如清袁枚有《西湖小竹枝词》五首，均为五言。其一云：“妾在湖上居，郎往城中宿，半夜念郎寒，始见城门恶”。 （三） 诗风明快，诙谐风趣。大凡竹枝词，不论出自南方或北方，也不论是汉民族或少数民族，几乎都具有这种特色。应该说，这种诗风也是从民歌中带进来的。明人颜继祖谓，竹枝词“能以嬉笑代怒骂，以诙谐发郁勃，昔人所云善戏谑而不为虐也”（《秣陵竹枝歌》序）。清人杨静亭在《都门杂咏》序中也说：“思竹枝取义，必于嬉笑之语，隐寓箴规，游戏之谈，默存讽谏”。的确如此。好的竹枝词往往于风趣中见神韵，于诙谐中隐美刺，于俏逗中见真情。当人们阅读时，直感妙笔生花，常常在诙谐解颐中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竹枝词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博得历代读者的喜爱，并给予高度评价。 比如，《清代竹枝词》有一首写北京六国饭店的。该饭店即今北京饭店前身，清末建造。 海外珍奇费客猜，两洋风味一家开。外朋座上无多少，红顶花翎日日来。 红顶花翎指清代官吏，诗中说这座外国风味的饭店，珍馐异馔，都叫不出名字。然而外国客人却来得很少，清廷大吏们倒天天来。辛辣地讽刺清廷的腐败。 庚子，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廷大吏们纷纷携眷逃出城外，有一首竹枝词写了这种场面： 健儿拥护出京都，鹤子梅妻又桔奴。都道相公移眷属，原来小事不糊涂。 大事不糊涂改成“小事不糊涂”，就把只顾家不顾百姓，只想个人安危，不管国家兴亡的清廷官吏嘴脸，刻画得一览无余。 还有一首借傀儡戏而痛骂清代统治阶级的竹枝词： 朽木难雕从古说，添些粪土捏成坯。自经妙手施丹垭，尽属封侯拜将材。 这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全然不着一个脏字，却把清代腐朽的统治者们骂个痛快淋漓。竹枝词反映的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有不少写得极有风趣。《西湖竹枝词》有一首写男女恋情的： 又道芙蓉胜妾容，都将妾貌比芙蓉。如何昨日郎经过，不看芙蓉只看侬！ 诗中以姑娘的口吻问自己心爱的人说：“你不是说芙蓉比我漂亮么，那为什么昨天经过这里时，你只瞧着我而不看芙蓉呢！”芙蓉，即荷花。两个热恋中的情人互相逗情的心态写得十分真实生动，极有风趣。 《北京清代竹枝词》有一首写北京致美斋的风味小吃的： 包得馄饨味胜常，馅融春韭嚼来香。汤清润吻休嫌淡，咽后方知滋味长。 把致美斋馄饨之好，写得有滋有味，幽默俏皮，令人垂涎。 竹枝词诙谐风趣的风格，成为它与律、绝体诗的区别标志之一。古人云：“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竹枝词正是在诙谐风趣之中，化精深入平淡，达到深入浅出的境界。从而使它独具魅力，成为历代诗人所学习和追求的目标。所谓竹枝词的“味道”，往往就体现在这里。 （四）广为记事，以诗存史。诗与史相结合，是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竹枝词缘于纪事，举凡风土民情、山川形胜、社会百业、时尚风俗、历史纪变等等皆可入诗。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可以认为，竹枝词所反映的各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层面，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是其他诗体所不能比拟的。竹枝词使诗词的功能得到了广阔的开拓。同时，也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里特别应提到竹枝词一向有注文的传统。每首诗后加小注，用简明的文字注释诗的内容，既可加深对诗的理解，也是对诗的补充。历史学、社会学研究者们，常常发现在正史里记载简略，或没有记载的，却往往从竹枝词里找到重要史料。那些简明注文与优美的诗歌，相互印证，相互呼应，达到相得益彰的地步。 比如，《清代北京竹枝词》里有一组《都门纪变百咏》，是当时住在北京的两个外地人目睹义和团进京和八国联军侵略京城的情形而写出的。《纪变百咏》每首诗后都有注文、文字简洁，生动具体，实为一组庚子京师目睹记，成为史料翔实的历史见证。 初起山东多义民，忽延保定忽天津。俄惊辇下纷纷遍，真似神仙会驾云。 诗后小注云：“团民起于山东，直隶接壤之处，延及保定、天津，今年三月间，流入京师，胁从益众，踪迹飘忽，相传有驾云之术”。 玉府门前大纛高，黄巾夹路怒提刀。神仙符箓无凭准，误把京官当二毛。 义和团进京后，据注云，在诸王贝勒府第，设立神坛，门前高建大纛，上书“替天行道，奉旨义和团”等字样。有某京官，携眷逃出城，被团众发现，误当二毛子，拥至坛前，烧香焚表，才得获免。 才过杨村半日程，一千精锐泰西兵。赴援无计通前路，陷入重围不放行。 外国借口义和团反“洋教”，烧天主堂，派一千精兵从天津登陆欲占北京，行至杨村被义和团包围不能前进，被迫返回天津。 辉煌金碧店悬牌，洋字洋名一律揩。欧墨新书千百种，满投沟井自沉埋。义和团在北京一律取消洋名、洋文、洋书。《都门纪变百咏》以诗史相结合，详细记述了这次事变的全过程，精心雕镌一些重要细节，有日有时，有人有地，写之凿凿，读之唏嘘，慨叹不止。 又如，清末宣统二年（一九一零）四月，长沙出现枪米风潮。当时由于米价暴涨，百姓齐集巡抚衙门要求平抑粮价，官军开枪，死伤多人，愤怒群众放火烧了衙门，湖南巡抚逃跑。这次风潮，对濒临危亡的清政府给予很大打击，第二年辛亥革命，满清政府垮台。近人杨世骥编《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中收入了当时人写的七十四首竹枝词记其事。其中一首云： 鸿飞中泽起哀鸣，抚慰无言粜不平。百姓只缘官逼乱，新军弹压动枪声。 诗后注云：“军队抽枪上刺刀，戮伤数十人，众拆照墙砖块抛掷，岑抚下令开枪。一时哭声震天”。作者愤怒地道出这次事变是官逼民反。 清末苏曼殊在他的小说《断鸿零雁记》里留下七首《捐官竹枝词》、是揭露清廷腐败吏制的。清末有一种制度，凡是为赈灾、河工、军需捐款的都可给官做，谁捐的钱多，谁就可以做大官。实际上所捐的银钱都饱入上级官吏的私囊。如有一首写道： 工赈捐输价便宜，白银两百得同知。官场逢我称司马，照壁凭他画大狮。 同知，是知府的辅佐官员，司马是对同知的尊称。得了同知，可在家门外的照壁上画狮子一以做标示。 《捐官竹枝词》中还有：“便宜此日称观察，五百光洋买得来。”“一万白银能报效，灯笼马上换京卿。”等等。以数字入诗，在纪事竹枝词里常见，有的成为珍贵的科技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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