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清朝灭亡以前约800年间，中国历史对于岳飞评价的变化不大。从20世纪开始，在国内外交叉影响下，对于岳飞和秦桧的评价，可以用游乐场的过山车来类比，大起大落、翻天覆地。岳飞和秦桧彷佛坐在儿童玩具跷跷板的两头，轮番上天落地。至今，这个儿童游戏还没结束。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思维混乱，历史评价标准莫衷一是，从理论界一直影响到大众。第一个导致思维混乱的，就是来自西方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前文说到，中国历史上元明清三朝，都存在民族问题。但是，元明清三朝在划分民族界限的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强调民族融合。其中元朝这方面做得最差，所以不到100年便失去了统治权。如果我们看得再远一点，号称盛世的唐朝，李姓皇族就不是汉人。然而，中国人在文明和文化优劣的首要条件下，并不十分在乎这种民族区分。民族融合和交往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今河北、山西等很多地方的汉族人，其祖先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如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其祖先实际上是汉族人。但是，西方近代文化，搞出了一个绝对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只强调不同民族的区分，而排斥不同民族的融合。这种西方思潮很快在岳飞评价上得到了体现。西元1903年，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当时在日本的个别中国留学生，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很快提出，岳飞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第一民族英雄”。从此，岳飞开始有了“民族英雄”的称号。此后，在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同盟会”之间，对于岳飞的评价展开了论战。革命党人挺有意思，他们一方面要推翻清朝，另一方面又像清朝一样，把岳飞供为神，连陈独秀都搞了一个“岳王会”。一些革命党人的入会章程要求，每个人都要向“岳爷爷”磕头宣誓，还要斩鸡头、歃血盟。维新派的梁启超不太喜欢这套东西，梁启超认为，中国要强大，应该从汉唐寻找博大的胸襟，而不应该拘泥于宋元、明清“江山易手”的复仇欲望。在这里我们看到，民族主义的双刃剑已经开始体现：当西方人大力推行民族主义的时候，中国人不跟着搞民族主义，明显要吃亏；但是，像西方人一样搞民族主义，也可能伤害自己。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头脑是清醒的。满清政府被推翻后，孙中山的态度倾向于梁启超，在李大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革命党人放弃了“驱逐鞑虏”这种过于民族主义的主张，而改为“五族共和”。但是，“五族共和”是针对中国的内部。对于中国外部，“中华民族”这个全新的概念开始出现。于是我们看到，民国一成立，在国内很快又恢复了中国古代消除民族差异，加强民族融合的传统。但是，由于国际大环境到处都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猖獗，中国人又不得不用西方民族主义这一较为落后的思想和手段，来应对半开化的西方人和尚未完成文明进化的西方文化。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等人试图融合国内各民族的努力，淡化了同盟会当初对岳飞的民族英雄崇拜情结，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近代史上最早为秦桧翻案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前文提到的历史学家吕思勉。西元1923年，历史学家吕思勉为了批评军阀混战，在他的一部历史著作中，贬低岳飞，将岳飞描绘为军阀，同时美化秦桧。前文已经说过，此处不再多说。吕思勉“抑岳扬秦”的做法，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西元1925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也发表文章指出，秦桧“真是冤枉”。胡适这么做的原因，与吕思勉并不一样，以后再说。但是，这一“抑岳扬秦”的思潮延续时间并不长，到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国民党再次大力将岳飞树为“民族英雄”，并查禁了吕思勉贬低岳飞、美化秦桧的书。这个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当后人把国民党描绘得一无是处，那么国民党查禁图书的行为，就与限制言论自由联系在一起，被查禁的书，似乎就成为了真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将岳飞树立为“民族英雄”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它对于提高抗战士气、凝聚人心是很有好处的。“918”事变后，一位文学家从相传是岳飞手书的一个古代碑帖中，找出了几个字，组成了“还我河山”这个横幅，其中“我”字，是从繁体的“义（义）”取的下半截。这个拼出来的岳飞手书，与岳飞的《满江红》一起，迅速传遍全中国。这一时期对于岳飞的历史研究也获得了一些进展。由于秦桧夫子篡改历史的行为，历史上关于岳飞的可信史料并不很多。也就在这一时期，有人指出《满江红》不是岳飞所做，而是明代某人的伪托。对于这个问题，至今历史学界还没有定论。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人弘扬岳飞精神相对应的是，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开始吹捧秦桧、贬低岳飞，其目的很明显。日本人的这种做法果然影响了某些中国人，尤其是一些曾经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比方说汪精卫。美化秦桧等于是给汪精卫松开了一个精神枷锁，在其他中国人看来是汉奸的行为，由于有了给秦桧翻案的具体事例，汪精卫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汉奸行为。汉奸问题除了了民族主义因素之外，还与其他西方理论有关，下文再说。我认为，西方民族主义是一种与个人主义相配套的思潮，西方民族主义就是个人主义的逻辑延伸，它并不是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中国现在需要民族主义，是因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个人主义至上、民族主义猖獗的半野蛮人、半开化人。西方人虽然在技术手段上比较领先，但是，在和谐共生、彼此共存的文明水平上，还没有完成真正的进化，他们奉行着“弱肉强食”的动物规则。因此，当今中国不得不需要借助民族主义。就好比一个讲修养的人，面对流氓摆脱不开的时候，不得不采取与流氓一样的手段，甚至要比流氓更狠，才能战胜流氓。中国如今不得不需要民族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种放低身段的“屈就”。就好比“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你同他讲道理，他却动手打人，你不用一点武功来保护自己，那就只能等着吃大亏。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彻底消失，只有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时候，或者等到西方文明进化到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的文明高度时，才有可能。但是，我们如今不得不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西方工具，的确也会带来复杂的问题。以岳飞来说，称岳飞为“民族英雄”，究竟是哪个民族的英雄？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岳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但是，岳飞的具体事迹，的确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反抗“中华民族”的另一部分。因此，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下，岳飞遭遇了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大问题：有人说岳飞抗金是分裂中国的行为，而秦桧到有了点维护统一的意思。这种混乱，实际上就是引入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结果。我在前文多次说过，中国历史上，较少突出强调民族的不同，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全部都比当今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高明很多，总是不忘要加强民族融合。当今西方强调民族差别、拒绝民族融合（或只允许单向融合）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如何评价岳飞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古人是如何面对岳飞的？中国古人从来没有把岳飞当成是“民族英雄”，岳飞不是某一个民族所私有的。中国古人从来不会说，岳飞是我的，不是你的。在中国古人的眼中，岳飞代表的是正义，是先进文明对抗野蛮的勇气。就如同商汤周武面对夏桀商纣一样，南宋与金国，从本质上说，南宋代表先进的文明，优越的文化；金国虽然武力强大，但是，金国代表落后与野蛮。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宋朝的老百姓绝大多数都是自由农民，都是自由人，他们可以自由迁徙，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但是，金国实行的差不多还是奴隶制，无数中原人被金国俘获后，或者被卖为奴隶，或者被当成金人饥饿时的食物。与岳飞军队不骚扰百姓相比，金国军队的屠城连儿童都不放过。两种文明程度相差如此巨大，如果岳飞不抗金，就等于是先进文明的毁灭。因此，岳飞代表的是维护先进文明、保护先进文化的强大正义。这种正义和勇气，连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都不得不承认和敬佩。在这样一个用正义作为评价标准的原则下，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符合正义，就应该肯定；只要违背正义，就应该谴责。中国古人的这种观念，不会因为对方是什么少数民族就留点面子而照顾，或者歧视；也不会因为被评价者是本民族成员就虚饰美化。即便你是少数民族，在这样一个以正义为标准的前提下，做了违背正义的事情而羞愧，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西方民族主义的缺陷是，它把民族利益放在普遍正义之上，甚至为此而颠倒、扭曲普遍正义，只把自己的民族利益当成普遍正义。于是，各人站在各自的立场，设定自己的标准，根本不顾人世间普遍的正义原则。将这种观念运用到岳飞身上，就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从长远出发，应该从岳飞头上拿掉“民族英雄”的帽子。岳飞就是正义和勇敢的化身，岳飞不仅仅属于中国，不仅仅属于中华民族，岳飞也属于全世界。我曾经写文章反对将中国传统文化定位成“国学”，其道理与岳飞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要真正发扬光大，其中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岳飞这样形象，变成全世界共同的榜样，而不是只把岳飞当成自己的宝贝。民族是会变化的，而人间普遍的正义，永远不会变。岳飞就是诞生于中国的人间普遍正义的维护者。发扬广大岳飞精神，并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让全世界人都学习岳飞，那才是正道，把才会让很多西方人感到羞愧。仅仅把岳飞当成“民族英雄”，实际上是矮化了岳飞。西方民族主义造成对岳飞评价的混乱至今还没有结束，与此同时，另一些西方观念的引入，同样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下次再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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