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我最近在看《苏轼编年笺注》和《辛弃疾编年笺注》。两人都是高峰，但是我觉得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总结得非常好：“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其实按我的理解，就是苏轼作品的格局不如辛弃疾。“苏之自在处”，辛弃疾能写出“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和“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这样闲适自在甚至可称之为可爱的句子。也能有“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和“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这样沉郁有担当的句子。他的眼里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他自己。但是苏轼眼睛里就鲜见国家民族，他基本只能看到自己的快乐与失意。普遍认为是他豪迈作品代表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里，本来豪迈得好好的，突然来一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一下子归于虚无了。东坡词我觉得经常从潇洒走向虚无。
比如《定风波》，上阙潇洒得好好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旷达自在，突然下阙就来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下子有种瑟缩不前的感觉。还有《临江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和《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都挺消极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简直全篇都是个大写的丧，“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还有“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想问问他，他升官了，为什么还是这么丧这么消极？各种典故各种不愿意做官、要辞官归隐什么的。他早年的词挺艳的，有首《双荷叶》还被《花草粹编》以为是周邦彦词，词里各种污简直没眼看。当然，他很多比如“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词还是很积极的，还有比如“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种很会享受生活的词我也喜欢。
苏是才子，可惜一直没有脱开才子的桎梏，其词虽以豪放名世，但私以为其最是世人难及处并非其豪，而是一种天然的清超旷朗，是为境界过人处。同时炼字不费，最著名的当然是用“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把秦观扣了一脸的故事了——但个人认为以词论，他的境界和文字功夫以及太过善感的心灵都是阻碍。属于独孤求败的“紫微软剑”阶段，精妙端丽，只是稍欠真淳中正。辛则是天生的词人——注意，不是才子，是词人。仔细看他的集子，无论小令长调都能看出来，他的气息不是运转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除了豪，他更可爱的在于率真和横。更难得的是如此性情带到词里，他还能顺手特别轻松地裹挟着一身的典故和非常高明的天然语感带动画面高速转换，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让人不服气不行。。举例如“凭谁问，万里长鲸吞吐。人间儿戏千弩。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我觉得这首摸鱼儿比苏子大江东去画面感和气息都更要强多了。。是独孤求败的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我觉得这其实跟这两位词人的官位有关系，辛弃疾一生基本在中央当官，当过朝散大夫，大理少卿，晚年进枢密都承旨，但未受命而卒。就算到了地方，也是省级干部(比如湖南安抚使、湖北转运使或者浙东安抚使)，还任过军职，他奏乞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作为一个文人，使军队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我对宋史了解不多，不是特别了解宋代官位，主要学的是文学史，有问题欢迎指出)。他的人生主要身份肯定是官员而不是文人，所以他平时生活中的所思所想主要还是国家民族或者大的地区，这些内容会自然地被带进他的文学作品里。但是苏轼一生基本都是基层官员，大多是州一级的通判、知州，在中央的时间不长。而且总是被各种贬，都给整琼州去了。所以他的生活中国家民族的分量肯定轻很多，而个人则会多很多。况且辛弃疾是南宋人，当时汉人偏安，他还经历了北宋南迁，苏轼则是北宋人，国家比较富强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