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是在中国历史中，上古中原人用于区辨中原华夏与蛮夷的一种概念。大致有血缘，地缘，以及衣饰、礼仪等文化，但随时代变迁，血缘因素往往只在婚姻中强调，而被文化习俗和地理盖过。
华夷思想是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华夷”之说,滥觞于上古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
华夏，亦作“诸夏”，是汉族先民和中国的古称，率先进入农业文明的华夏族，在与周边处于游牧乃至狩猎文明的其他族群交往中,由于文明发达程度高于其他族群而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从而萌发了“华夷”分野的观念，认为自己生息繁衍的地区是世界的中心，自称为“中国”；
而视周边流播迁徙,居处不定的其他族群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史书上所谓的“南夷北狄,往来不绝如线”，就是这种“华夷”分野观念的反映。古人常以“夏”与“蛮夷”，或“华”与“夷”的对称，即以文化高低来作为区分尊卑贵贱的标准，从而形成华夏优于夷狄的观点。
而事实上在古代东亚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中国作为唯一的文明中心，一个野蛮民族中国化的程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明的程度，华夷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现代思潮
中华民族主义进入21世纪，广为中国内的汉族人接纳，但在海外华人、台湾华人、以及1997、1999年主权移交后的香港、澳门华人之间反对者并不少。当中在香港引起的矛盾尤甚。
学者兼前特区政府官员陈云根就著写《香港城邦论》等书，叙述香港因为避过大陆过百年政治和文化动荡，且具帝国格局，是华夏文明的正统，认为中共中央政府以马列主义立国，用苏共干部体制治国，不但推行并使用简体字，治下又发生过文革，是为蛮夷；
而中华民国政府亦受五四以来西风影响太深，两地华夏文化传承上不及香港。而且他反对以“中国”为国名、使用“中国人”的称呼，因为“中国”在古义之中指天子京城，称“中国”、“中国人”实为僭越。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华夷思想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华夷秩序圈的特点。我们从自己的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归结出它的两个特点。首先，华夷秩序圈内部呈“中心——边缘”的主从结构。维系华夷秩序的首先是朝贡贸易。朝贡的宗主国与进贡国之间，各有各自的义务和职责。朝贡，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下，绝不仅仅是“经济贸易”的等义词。它包含了礼仪、政治、社会交往、文化等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复杂概念。就它的原意而言，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实质性的经济贸易关系其实是处在次要的地位[v]。与东亚政治经济的朝贡格局相对应的是，古代东亚文化上亦呈现“内核——外缘”结构，两端处于恒常的共振与环流中。
其次，除了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外，相对于外部遥远的蒙昧混沌世界而言，“华夷”构成一个有边界的自足空间。尽管这边界是模糊的，但它确实存在。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势力影响范围，是否服从中华的“王化”，是进入这个边界的标准。边界之外，之谓“化外”。我们也许可以说，华夷秩序圈的这种边界，就是构成近代“亚洲论述”的一个传统基础。“华夷”观念的本身，隐含着亚洲视角，“华夷”对举，整个亚洲（东亚）就是由“华”加“夷”构成。
“华夷”之内的地域自成一个思考单位，这是有其文化意义的，邹衍的大九洲、《山海经》中的海外奇谈，都被理性地摒弃在“天下”之外，就因为它并不合与中国文化对世界秩序的安排——这种安排构成中国传统知识的基础支柱之一。所以，凡在“华夷”边界之外的，邹衍也好[vi]、《山海经》也好，不仅地理感上位处边缘，在传统知识体系中也被边缘化。古人绘制的天下地图常常用“华夷”这个词， 除此以外，也经常以“舆地”为名，后一词更明显地透露了这种边界感。葛兆光指出：“‘舆地’，顾名思义是舟车所至之处，从贾耽《上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表》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一语可以看出，那些当时不在交通范围中的地域，自然不属于‘天下’的范围。”[vii]可见，交通范围是判划的原初标准之一。当然，说起来古代中国人的足迹与目光还是曾经远届今天整个亚洲以远，但“华夷”圈仍然有相对稳固的边界。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郑和下西洋经过的南洋、西洋，并没有使那些国家持久地进入华夷秩序圈。
说起华夷秩序圈的边界体会，日本反而比中国更刚性。这看似反常的现象仍可从“中心——边缘”的视角去分析。对中华而言，华夷秩序的原理之一就是凡欲沐王化则来者不拒。所以，西欧各国要求通商时，清朝把他们看成朝贡国；而日本本来就是华夷秩序的边缘国，所以当幕府末期，俄国和英国要求保持接触，开展贸易，幕府并不认为他们是慕日本的德化而来，没有按朝贡国对待之意，煞费苦心的把它们挡了回去。锁国的定制，就是“通信则限于朝鲜、琉球，贸易则限于中国、荷兰，其他一概拒绝”。信夫清三郎曾分析中日这种区别，认为与中国地处大陆，四周没有天然屏障；而日本是岛国，四面临海的地域差别有关[viii]。这样，边缘的日本，比中央的中国，更为强调华夷秩序边界感。这也许是近代日本“亚洲空间意识”强于中国的一个远源。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