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耕地面积，农业劳动的生产效率，畜牧业的发展水平，这三项是决定古代农民能不能吃上肉和吃多少肉的关键因素。咱们国家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都是人口大国，特有的地形又限制了可供开垦的土地极为有限，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自然不可能很多，而充沛的人力资源又反过来限制和约束了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此外，畜牧业作为肉类的主要来源，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和耕地，在中华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早早的被放弃了。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古代中国的农民，想吃上肉，肯定是相当困难的。下面，咱们就按照朝代额顺序，逐个举例证明。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段对话出自《左传·庄公十年》，记述的是春秋时代的事情，不难看出包括曹刿在内的农民们是吃不上肉的，“肉食者”必须是贵族阶层。
这一点在汉代成书的记载先秦礼制的典籍《礼记·王制》中则有更加详细清楚明白的说明——“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除了周天子可以想吃啥吃啥之外，贵为各国诸侯王公的都不能随意吃牛肉，高官大夫吃羊肉也要受限制，而低级贵族，所谓的“士”吃狗肉和猪肉都算打牙祭，最底层的农民想吃顿好的改善生活都要有充足的理由！
春秋战国不行，那汉朝老百姓能吃上肉吗？答案当然还是不行。
按照汉代的俸禄，普通的县（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的县承和县尉的等级是“两百石”，实际发放则是一年360石，汉代的“石”相当于现在的62市斤，相当于年薪22320市斤粮食，猛一看还挺多的，可是按一家五口计算，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家丁佣人之类的，最少要养活10个人，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不过2232斤粮食。再算上衣服车马、孩子读书等等方面的杂项支出，县长家里每个月能吃上几顿肉肯定是非常困难的，老百姓自然不用说了。
不过，好在汉代的炼金术士们捣鼓出了豆腐，稍稍缓解了普通老百姓体内的蛋白质缺乏。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南朝逐渐兴盛起来，不事生产的职业僧人逐渐增多，粮食供应的压力随之加大，于是皇帝下令，禁止僧人吃肉，可见肉类的消费压力有多大，普通老百姓自然没多少机会吃上肉。
官员已经捉襟见肘，何况百姓乎？
宋朝由于重视商业贸易，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不少，后期大规模开发了江南水乡，水稻又是一年两熟，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理应有相当的提高，不过，由于人口的激增和战争、岁币支出的居高不下，吃上肉的还是局限于生活几座大城市中的老百姓，广大乡村依旧挣扎在温饱线上。
举个例子，陆游的《游山西村》中有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我们中国农村向来好客的，来个稀客必然要倾其所有，把好吃好喝的会全部拿出来，而让来客吃上足够的鸡肉猪肉还得丰年才行，平常自家人过的日子不难想象。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他笔下的梁山英雄好汉们的理想生活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强盗们的梦想都是吃肉，不难推导出，他们劫掠的对象，普通老百姓们必然在大多数时间内与酒肉无缘。
有明一代，皇族消耗和占据相当大比例的国民财富，搞的全国的官僚不贪污受贿就活不下去，生活水平之低超出现代人的想象——清廉著称的海瑞，死前的官职是右佥都御史，正二品的大员，年薪61石粮食，相当于6100市斤，全家省吃俭用是必须的。官不聊生自然只能挥刀砍向更底层的农民，疯狂压榨之下必然带来决死的反抗，明朝的民变次数没有宋朝多，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这种规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都快饿死了，平常想吃肉，只能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