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上升至正统地位,宋朝重视教育的政治氛围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儒学发展至新的阶段。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士人几乎是从小接受儒学文化,
儒家思想成为儒士的精神内核,士人的道德信仰扎根于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土壤,孝道观念也是如此。
但每个时代的政治生活都有其特殊性和多变性,宋代士人的孝道观也与政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大体上承继先秦儒家的孝道观,但在内涵和形式有所发展和变化,使得孝道观的践行更具有说服力和更有效的束缚力。基本宋代士人的家训、笔记、传记文献,并参考其他相关史料,较之前朝,可见宋代士人孝道观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1) 孝与礼深度结合
孝是一种孝亲观念,礼则是一种具体的仪式和行为准则。孝与礼结合,将孝亲观念转化为人与人相处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由于孝概念的特殊性,这里"礼"的对象多指父母与长辈。宋代士人将自己的孝道观实践于整个家庭,进而形成规范,正因宋代家训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孝悌伦常与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
正如
司马光在《家范》中开篇即指出:"治家者必以礼为先",这个"礼"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孝悌伦常"的行为准则。
孝悌伦常与家庭日常生活的深度结合是宋代士人家庭生活的常态,除了司马光的几本家训外,最为典型的当数朱熹的
《家礼》。朱熹《家礼》五卷将自己的孝道理念、道德标准渗透于日常种种家庭礼仪中,与某种层面,是通过具体的礼仪规范将孝道伦常落实于细节处,这也是宋代士人将孝与礼深度结合的典型。
(2) 行孝的僵化与理性并存
宋代士大夫和理学家对"孝"的内涵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特别是朱熹将孝道上升到
天理高度,"父子之纲"张之为"君臣之纲",为以孝治天下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沃土,至此传统孝道理论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宋朝社会对孝文化倾注了极大关注,行孝风气盛行,孝子层出不穷,对待践孝行为上态度上,出现了行孝僵化与理性化并存局面。
一方面,"
愚孝"行为屡见不鲜、备受推崇,甚至出现了割骨疗亲这种极端的行孝方式。许多士人与官方的立场一致,大加赞赏这种"愚孝"行为,
苏轼曾直言"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对父母的孝顺发展至"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冷酷
纲常伦理,致使民间割骨疗亲、为亲庐墓的愚孝之风愈刮愈烈,仅《宋史·孝义传》中就记载有十几起割骨疗亲案例。
另一方面,宋代士人群体中也有颇为开明、理性的孝亲观点。古人视死如生,儒家重生孝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