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郭沫若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实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扩大左翼文艺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便很想和鲁迅联合起来，以利于在同一阵营中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并已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他说：“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过来合作。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启事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二，依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原来是成仿吾以及新近从日本归来的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文学青年，坚决反对恢复《创造周报》，反对同鲁迅合作，他们另创办《文化批判》杂志，并联合由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组成的太阳社，共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对这些后期创造社成员的做法，不仅妥协迁就，而且参与了推行“左”的文艺路线。 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前写的《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内容及其性质与任务作了理论阐述，他们都力图使文学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自觉地把自身的文学活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应该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下，他们这些人仍勇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是，他们宣传的理论与口号，深受日本福本和夫的影响，存在着“左”的错误。例如夸大文艺的作用，说文艺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和“超越生活”；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浪漫主义文学说成是“反革命的文学”。他们以惟我独革的姿态，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排斥文艺界的许多同仁，扩大了打击面，说“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 郭沫若说，后期创造社批判鲁迅，是一种“社会意识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不仅限于鲁迅一人”，而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这就是说，以郭沫若为主帅的后期创造社的骨干成员，认定鲁迅在文艺界是代表了没落的封建阶级，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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