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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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太宗
唐太宗姓李,讳世民。因为死后庙号“太宗”,谥曰“文皇帝”,所以史书上通常称“唐太宗”,有时也叫做“文皇帝”。

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曾产生过许多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但是,像唐太宗这样杰出的代表人物,在历代君王中还是不多的。他的言行事迹于文治武功,至今仍然引人瞩目。

第一,关于“贞观之治”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不少文章重点并补充了“让步政策”论的观点,认为唐太宗的实行的“让步政策”。如轻徭薄赋等,是隋末农民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在统治阶级政策上的折现。但是。也有的文章不同意“被迫让步”的说法,认为封建统治者会主动调整政策,以适应生产发展,缓和阶级矛盾。因此,在有无“让步政策”上,至今仍然存在分歧。还有的人提出新的见解:农民战争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而广大农民在战后努力参加生产,以其本身的劳动创造可物质财富,才是造成“贞光之治”的根本原因。唐初统治阶级的政策,对“贞观之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关于唐太宗的政治思想。有的文章认为:稍微减轻剥削和压迫的方法,收揽民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是唐太宗的政治思想的核心。而有的人说:唐太宗的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仁义”,是孟子以来所强调的“仁政”,是儒家的“君道”观。还强调指出:唐太宗不仅是一个在实践上特别成功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在政治理论上有所建树的理论家。至于对纳谏与求谏的分析,文章尤多,一致肯定其进步意义,同时注意不可把纳谏与民主混为一谈,不可把唐太宗的“虚己纳谏”现代化。

第三,关于唐太宗的用人政策。太宗之善于用人,这是古今所公认的事实。近几年来,对唐太宗的用人特点与方略作了较多的探讨。如有的人概括为:任人唯才,各尽其用。选贤任能,不屈一格。随才委任,宗室土庶并用。开科取士,广揽俊彦。铨叙考核,黜滥陟贤。鼓励致仕,崇奖礼让等等。通过这些方略,任用了大量有才能的人,使各项政治措施得以顺利实施,促进了“贞观之治”。

第四,关于唐初立法思想与《唐律》。《唐律》是隋末阶级斗争的产物。唐初统治者为了重建和巩固封建政权,维护地主阶级长治久安、“长守富贵”的根本利益,力求励精图治。统治者考虑到打乱之后亟需修养生息,安定秩序,发展生产,缓和矛盾,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予以保证,而《唐律》即是其中的重要手段。所谓“贞光之治”的出现,与《唐律》的制订是分不开的。

第五,关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一般都取肯定的态度,如有的人指出:贞观年间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较好的时代。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顺应历史潮流,对民族问题作了妥当处理,促进了民族和睦团结,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历史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贞观时处理民族问题的做法的特点有:承认少数民族在国家中的合法存在,甚至给予一定的照顾,相对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如此等等。对于民族政策的局限性,评论上有一定的分歧。有的人只说,唐太宗还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劣根,贞观之治政策远远未能摆脱大汉族主义思想的羁绊。而有的人则认为唐太宗实行的是“以汉族为正统,其它少数民族为附庸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统治政策。”照此说来,当然不是什么“未能摆脱”羁绊的问题了。

第六,关于唐太宗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千百年来,一致传诵着唐太宗“以古为镜”的故事。具体地说,贞观君臣采取了三种方式来总结历史经验:一是以古颂今,二是以古喻今,三是以古讽今。这样做,归根结底是为了知封建统治阶级之兴,明封建统治阶级之替,是为了巩固李唐政权。然而,“以古为镜”,仍不失为留给后世的一条历史经验。

参考资料: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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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7-23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开天辟地的帝王,一是秦始皇,一是汉武帝。秦始皇结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缺乏统治经验。虽然秦始皇是一位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人物,开创了中华第一帝国。但这个帝国的寿命却过于短暂,只存在了15年就灭亡了。�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帝国。这个帝国创生于农民起义。其创业君主刘邦是一个出
身草莽行迹近乎无赖与游侠(黑社会领袖)之间的边缘人物。由于一种政治和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具有较为宽泛的社会基础,乘动乱纷争之际,终于取得全国政权。�

但这个新皇朝几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正统性。因此这个帝国在开创之初就陷入了极端不稳定之中。自高帝、吕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外部则匈奴交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直到汉武帝登基,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汉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划制度,招揽人才,改革内政,建立币制与财政,决战匈奴,拓展外交,不仅重新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立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试图纠《史记》之弊,其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则纯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谓:�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赏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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