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是豫州颍川世家大族的代表，早年被称为“王佐之才”，最初投奔关东集团的“盟主”袁绍，后来发现“四世三公”的袁绍不能成就大业，也就初平二年（191年）投奔了东郡太守曹操。当时的曹操隶属于兖州刺史刘岱，刘岱则与荆州刺史刘表、冀州牧袁绍一起结成“三头同盟”，对抗淮南袁术、幽州公孙瓒、徐州陶谦的另一个“三头同盟”。此时刘备还是公孙瓒的马仔，孙坚还是袁术的马仔，谁能料到几十年后刘备、曹操父子、孙坚父子能够“三分天下”？
曹操早期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只能是与袁术、吕布并列的军事集团，甚至不如树大根深的刘表、刘璋等人，更遑论袁绍、公孙瓒这样的跨州连郡的“超级集团”。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在荀彧等人鼓动下迎驾天子，这才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此时曹操集团形成两个“联盟”，一个是汉献帝与曹操的联盟，进入“君臣蜜月”；另一个是曹操与颍川集团的联盟，也是“其乐融融”。曹操早期“五大谋士”中，荀彧、荀攸、郭嘉都是颍川集团，甚至荀彧的女婿陈群也是颍川集团，这说明曹操虽然出身不如袁绍，其实也是依靠世家大族获得发展。一些人被陈寅恪蛊惑，认为曹操代表阉竖集团，或者说曹操代表寒门集团，其实曹操阵营的世家大族从来都不少，特别是颍川集团的荀彧叔侄、钟繇父子、陈群父子，后来的河内司马家族、弘农杨彪家族也成为了曹操集团的“顶梁柱”。
建安初年，无论是汉献帝刘协与曹操，还是曹操与颍川集团，都处于“蜜月期”，这就有了曹操短短几年内消灭吕布、袁术，收降张绣，“统战”刘备。在官渡之战前夕，曹操已经实际控制了兖州、徐州、豫州，安抚了关中。曹操虽然处于“四战之地”，但还没有出现被“围殴”的局面，毕竟汉献帝还是天下共主，即使是袁绍接到曹操以汉献帝名下斥责的诏书也不得不上述辩解。
建安五年（200年）初，董承在汉献帝授意下联合刘备等人试图刺杀曹操的“衣带诏案”发，曹操与汉献帝“蜜月期”戛然而止。曹操明知道“衣带诏案”的主使者是汉献帝，但他也不能公然与汉献帝撕破脸，更不会象《军师联盟》中于和伟饰演的曹操那样“低能”。曹操把罪责推给董承，认为董承妇女试图谋害重臣，让董承当了“背锅侠”。汉献帝当然不愿意被“拖下水”，也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听任曹操把董承当成“背锅侠”。
很奇怪的是荀彧此时竟然没有站在汉献帝一边，更没有帮董承一把，而是对整个事件保持沉默，完全认可曹操对董承集团的“血洗”。此后官渡之战中，荀彧更是发挥了身兼萧何、张良的职责，不仅向前线输送军粮保持曹操继续作战的物质力量，而且向对此鼓励曹操坚持到底不可撤军，还用刘邦在荥阳、成皋再困难都坚持到底最终取得胜利来帮曹操打气。“衣带诏案”并没有让荀彧认为曹操有异心，荀彧依旧认为汉室复兴必须通过曹操来完成。
其实抛开虚假的君臣大义，毫无疑问“衣带诏案”其实是汉献帝对不起曹操，而不是曹操对不起汉献帝。汉献帝脱离董卓、王允、李傕控制后，从长安出逃洛阳路上一年间竟然没有任何诸侯伸出援手，坐视汉献帝君臣蒙难，甚至尚书郎以下官员都要去自己采集食物，诸多人死于非命。如果曹操不去救援汉献帝，汉献帝大概率事件会在洛阳饿死。
曹操救援汉献帝时，东汉朝廷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郡一县，可以说汉献帝除了天子名分没有任何势力。曹操与汉献帝“合作”，这才开启了汉室复兴计划。董承对东汉朝廷其实毫无贡献，除了把女儿嫁给汉献帝，没有任何实际功劳，却是车骑将军，未在大将军袁绍之下，在行车骑将军曹操之上。董承此时不是劝说汉献帝善待曹操，而是在官渡之战即将爆发的前夕突然策划谋杀曹操，这不是将整个朝廷复兴大计打乱？董承看起来是忠于汉献帝，其实是谋害东汉朝廷。曹操一死，则东汉朝廷群龙无首，袁绍消灭曹操集团劫持汉献帝易如反掌。
在“复兴汉室”的旗帜下，汉臣荀彧选择支持曹操反对董承，也支持曹操反对袁绍。要知道袁绍当初试图另立刘虞为皇帝，这是公然制造分裂。不过，等到曹操消灭了袁绍集团，从中原四州之地发展到北方八州之地，曹操就走上了“废汉自立”的道路。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废除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确立的“三公制度”，专门为自己恢复了丞相制度，从此荀彧不再为曹操出谋划策。
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曹操身边不再有荀彧叔侄，他只能带着官渡之战前夕投奔自己的贾诩与早年投奔自己程昱，来组织这场“南北会战”。赤壁之战在荀彧等汉臣“非暴力不合作”下战败，曹操也从当初“忠君爱国”的典范，变成孙权、周瑜等人口中“托名汉相，其实汉贼”。荀彧此时开始与曹操决裂，但曹操羽翼已丰，复兴汉室大计也就只能留下遗憾。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在董昭等人鼓动下要自封为国公，被荀彧阻止，但荀彧也付出了生命代价，第二年曹操正式封为魏公。值得一提的是荀彧虽死，他的家族却逐渐发展壮大，最终选择司马懿家族作为辅佐对象，荀彧第六子荀顗称为西晋代魏的主要角色，位至太尉，封临淮公。司马炎称帝前夕，还把荀彧追封为太尉。
曹操与荀彧决裂的代价，竟然是一个王朝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