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巅峰时期。日本学者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
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新儒学——理学思想的诞生。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南宋时期维持了近百年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宋词在南宋达到鼎盛，著名词人有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等。 宋诗的繁荣，宋诗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开拓了宋诗新境界，其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南宋话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南宋戏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宋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志中国中古时期绘画高峰的出现。 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宋代统治者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南宋官学私学皆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著名作品有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等。南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对后代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启迪和教益。
南宋与东亚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对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宋理宗时代，朱熹道学（又称理学）得以兴盛。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国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着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
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瓦舍，宋代勾栏兴盛一时的民间艺术演出场所“勾栏瓦舍”，是戏剧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地位。南宋临安的瓦舍数量据各种史籍记载，共有24座，这还不包括“独勾栏瓦市”，即在瓦舍中只有一个勾栏的娱乐场所。大多数的瓦舍都有多个勾栏，每一个瓦舍中的勾栏数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
另外，临安还有那种“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肆中作夜场”。每个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大小不一，据《东京梦华录》卷二称，汴京“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而每个勾栏的演出是从早上一直演到晚上，从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
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东京梦华录》中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可以想见，当年临安二十几个瓦舍里，约有上百个勾栏在演出，每个勾栏里有上千或数百个观众在看戏。粗算一下，当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戏剧观众可达2万至5万人，一年观众累计达700万到2000万人次。
词体由于自身性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自由一些。出身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辛弃疾的爱国诗词流传较广。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配稼轩”，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在各体文学样式中，南宋散文成就较低，远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难以接受散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在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 的结论。
除以上几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南宋与金国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等狭窄的途径进行有限的交流。由于南宋文化整体水平高于北方，故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射，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指南针在宋代的航海交通上已经普遍使用，13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指南针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它也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晚唐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 ，北宋政府在东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药和火器。南宋时期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火药和火器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传欧洲。
南宋在数学领域的巨大贡献。杰出数学家秦九韶撰写的《数学九章》提出的“正负开方术”，比西方早500多年。另一位杰出数学家杨辉，编撰有《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十余种数学著作，收录了不少中国现已失传的数学著作中的算题和算法。
南宋在医药领域亦有突出成就，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350余年，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被奉为中国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并对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