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七千年前，生活在河姆渡一带的原始先民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在考古学上，将这种生产活动称之为稻作经济。河姆渡遗址属于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时的人们，是用一些骨制和木制的工具来翻土种田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工具叫做耜。这也是河姆渡遗址区别于其他同时期遗址的一大特色。
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耜有两种———骨耜和木耜，主要是骨耜，两期发掘共获得约200件。它们大多是用大型偶蹄类哺乳动物，如水牛、水鹿和四不像（麋鹿）等动物的肩胛骨制成的。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翻土、松土。根据加工和捆勒的痕迹可知，这种骨耜使用时安装竖直的木柄。木柄的下端下面削平，以与骨耜的浅槽吻合，同时在长方形銎和长圆孔两处捆绑固定。木柄上端做成Y形或T形，是为了操作方便和省力。木耜发现不多，第一次发掘仅在第二文化层出土一件，上端柄部已残，通体扁薄，如桨叶状，单面平刃而略宽，耜面正中自上而下凿有一道浅凹槽，两侧各有一长方形孔。长36厘米，宽16.5厘米，厚1.5厘米。在第二期发掘中，又出土一件连柄的小木耜，是用整块木料剡成，柄端呈T形，中凿三角形孔。
天文气象与河姆渡先民种植水稻也有一定的关系。从河姆渡人种植水稻的过程及水稻遗迹看，耕作技术已比较进步，种植水稻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产量已远远不是初级农业阶段所能达到的，他们必定已初步掌握了农时、季节的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河姆渡人在长期稻作经验的基础上，很可能已初步掌握了一些原始的天文学知识。
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鹿角，在1400多件鹿科动物的角标本中，仅四不像的角就占了三分之一强，有550余件。从保存角环的标本来看，属自然脱落的有22件，非自然脱落的有92件。在河姆渡遗址28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就出土了如此众多的四不像角，并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属非自然脱落的，其中幼年鹿角也不乏其例，这绝不是一种偶然或孤立的现象。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5300-4000年，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浙江良渚而命名。良渚文化玉器，因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达到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而其深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更给世人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和无限的遐想。
良渚文化分布于我国长江下游的太湖周边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临湖面海，河泽山川相间，动植物资源丰富。
良渚玉器在清代已出土很多，当时被认为是“周汉之器”。1935年，何天行先生在余杭良渚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存，并写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1936年，浙江省博物馆前身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余杭良渚进行发掘，并对出土的一批石器和黑陶作了整理报告。之后，五六十年代，又不断有遗址被发现，良渚文化得以正式命名。
良渚出土三大玉礼器——— 玉琮、玉璧和玉钺。生活饰品玉器玉梳背、玉璜、玉三叉形器等几样玉宝贝颇令人瞩目。玉梳背是一种头饰，上部是10余厘米宽的趋于扇形的玉片，下部是梳齿。玉璜是半弧形玉片状，形似半璧。璜是太湖流域代表性的佩玉，块头就相对较大，在鸡骨白的玉片上，雕刻着美丽的镂空花纹，显得质朴光洁。玉璜的两端被钻了孔，专门用来系在胸前，或者与玉管、玉珠组合佩戴。玉璜是一种礼仪性的佩饰，每当进行宗教祭祀活动时，玉璜经常与玉管、玉串饰组合成精美的佩饰佩戴在身上，显示出祭祀人神秘的身份。此外，玉三叉形器，因呈三叉形得名。三叉形器是良渚文化玉器中造型最为独特的器物。有的雕刻着神秘纹饰，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迄今为止仅在良渚文化分布中心地区的大型墓葬中少量出土，应是良渚社会上层权贵们专有的礼器之一。 西湖文化景观的形成经历了近千年的自然与人文历史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历史时期大量各领域的社会精英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不间断地建设与贡献；另一方面是吴越国、南宋两代的建都活动以及清代的皇家巡游钦定“西湖十景”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在西湖周边涌现、融汇和吸附了与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直接关联的、或者见证了相关历史事件的一系列相关文物古迹，使其形成了特有的景观吸引力和文化魅力。西湖因此成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风景湖泊景观，大量丰富精美的历史文化遗迹点缀在湖山胜景中，形成人文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的文化景观，为世界风景湖泊中所罕见。
这些佛塔、寺院、石刻造像、祠庙、道观、城门遗址、行宫、书楼等类型的文物古迹作为对西湖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例证，突出显示了儒、道、释不同的文化元素以及皇家巡游、城市变迁等历史事件对西湖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仅有力地证明了西湖文化景观文化价值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还充分展示了西湖文化景观内涵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以下描述的是与西湖景观核心价值密切关联的各类文化史迹。 织绸前，先得煮茧缫丝。这是丝织的重要一环，也是广大织娘大显身手的舞台。吴地俗语云：“小满动三车”。“三车”指丝车（缫丝）、油车（榨油）、田车（车水），都是当时农耕文化的重要标志。
古代最原始的缫丝方法，是将蚕茧浸在热水盆中，以手抽丝卷于丝筐。其工具原始简陋，只有一盆一筐。据史书记载，周代已有较简单的制丝工具。战国时有手摇式缫车。到了汉代，产生了类似脚踏式的简陋缫车。晋代杨泉《蚕赋》云：“皇后亲缫三盆……下及兆民，咸趋蚕事。”这段文字说明：当时上至皇后，下至普通村妇都从事织娘工作。唐宋时期，民间手工缫丝普遍由手摇式发展成脚踏式，从而推动了缫丝业的科技进步。唐诗中有“每和烟雨掉缫车”的记载。宋诗中也有“呕轧缫车杂橹声”的记录。“杂橹”声一词，证明了缫丝业的水乡地域特征。
织娘所用的缫车，一般为竹木制成的脚踏缫丝车。其构造通常分为三大部分：煮茧缫丝用的缫台、绕丝用的圆框轴头以及转动机构。配合缫丝车，还有其它一些配套工具。主要有：（一）土灶：灶膛内烧柴火，烟囱通向室外。另有可移动的行灶。它用稻草拌和黄泥成瓣状，然后一圈圈盘叠而上，形成开口的缸式行灶。（二）铁锅：用来盛水，有大小不等的型号。（三）转轴：又称为丝轴，其支撑为一个木架，两端的轴嵌在木架上方的凹槽内。脚踩起动板，丝轴就会转动。（四）出丝机：利用现成的铜钱（外圈内方），将若干股细丝从铜钱孔中穿出，再将丝头引到丝轴上。（五）绕丝架：蚕丝穿过出丝孔，在丝轴上绕上一圈后，再引至安置在上方的绕丝架上。
缫丝前，每户织娘都在室内安放好缫丝车。如安放在屋檐下，则搭起遮阳防雨临时芦席棚。缫丝时，织女坐在缫车前，两手不停地整理蚕丝和添加蚕茧，脚下踩动起动板，使丝轴不停转动。唐代（一说在晋代），已出现宋人所绘《耕织图》上的花楼提花织机，称为“花机”。织造时，由两名织娘配合操作。称为“挽匠”的织娘坐于机架上的花楼，按口诀牵拉花本而提起经丝。另一名称为“织匠”的织娘，则随之“投梭”和“打纬”。这种织机可以织出绘有大型图案花样的绸匹。明崇祯《吴县志》记载：“苏州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等不同织机，可生产绫、罗、绸、缎等14大类丝织产品。
棉纺织业在丝织业之后产生。宋代，棉花从国外传入我国中原，后传入江南太湖流域。旧时用棉花纺纱为家庭手工操作。纺纱的主要器具叫纺车。最早的纺车相当原始简陋，为手摇式，后改为脚踏式。脚式纺车的底座上，一端安有转轮，转轮中间连接一根踏杆。转轮上安有纺锭。一轮可同时转动一至三枚纺锭，从而提高劳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