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的思想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冲击力，它颠覆了西方的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揭示了在上帝死后人类所必须面临的精神危机。雅斯贝尔斯说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而此颤栗的最后意义尚未被估价出来。20世纪初的整整一代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了那些激发了他们富于创造性的作品的观念和意象。雅斯贝尔斯、萨特、海德格尔、杰克·伦敦、福柯和德里达、弗洛伊德等等都是深受尼采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而直接受他影响的文学家同样数不胜数：茨威格、托马斯·曼、肖伯纳、黑塞、里尔克、纪德、鲁迅。
对于西方“好战文化”的影响
19世纪欧洲“好战文化”的形成，在尼采的“主人道德”学说中更得到最为透彻的说明和最独特的表达。
《论道德的谱系》这部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一年问世（1887年）的经典著作，裉本意义就在于以“宣言的形式，宣告了世纪欧洲价值观划时代的突破， 它无情地践踏了一切人类文明既有的价值标准，并将其视为“奴隶道 德”、“弱者的伦理' 而将战争、征服、掠夺、杀戮和统治，称为 “主人遒德”、“强者的逻辑”认为后者才是“现代文明”的真正实质》尼采学说以“强者与弱啬”的永恒对立，彻底颠倒了划分“野蛮与文明”的价值法则，从而将欧洲19世纪张扬的“强权即公理的法则”视为人类新的价值观、新法律观的起源，以此重新书写了人类道德谱系。
在《论道德的谱系》的开篇，尼采大声疾呼：所谓的“文明”和 “道德”的实质就是“软弱”，标榜“文明与道德”乃是十足的”弱者“。既然“文明”实际上就等于软弱”，那么“文弱”就是人 类最大的恶德。尼采以含混的方式揭示了基督教文明“恶的起源”，在反抗罗马帝国和阿拉伯人的双重统治中诞生的基督教，一方面内涵着征服罗马和欧洲的执著军事野心，孕育出一个“恶的上帝，即尼采所谓：“我13岁那年，善与恶的观念就开始追踪我；当时，我就这个 问题写了我的第一篇哲学写作，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公平合理地把上帝尊为“恶之父”一一而另一方面，尼采又时刻呼吁欧洲必须警惕“东方文明”和“异教”的渗透和腐化：“我理解了风靡一时 的同情的道德，甚至连哲学家都被这种道德传染了，弄病了，这不正是我们那变得可怕的欧洲文化最可怕的病兆吗？这不是迂回地走间新佛教，走向一种欧洲人的佛教，走向虚无主义吗？” “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还以滔滔雄辩，力图进一步 证明“好与坏”、“善与恶”的区分，其实不过是在“骑士”与“教 士”永恒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是“文弱的教士”用来反对和妖魔 化” “骑士精神”的弱者的武器。尼采宣称：所谓的文明、善良和仁 术其实都是奴隶的道徳，统统都遒奴隶和弱者战胜“强齑”、“骑士” 和“主人”的骗术，而历史上的一切奴隶和教士之所以要推崇“文明” 和道德，”就是因为他们本身软弱无能，就是因为他们忌妒强者”。而 班史上的“文明”和 ‘道德”的谱系^无非都是弱者发明和编造出来， 用以战胜强奢的“软力量”。而尼采指出：只有当这些”可恶的弱者” 连同其文明、道德的虚伪说辞被掲穿、这些“文明的渣滓”被强大的军事强权无情地消灭干净之时，才是人类真正获得进步和发展之时。
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尼采是第一个明确揭示人的心理中无意识领域并加以细致剖析的人，他的作品给现代深层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念。弗洛伊德以《梦的解析》一书为精神分析学奠基，而尼采比他早二十到三十年就对梦的作用和机制作出类似的分析。尼采对于无意识有不少精辟的洞见，但这些洞见还都是零星的。弗洛伊德则在分析精神病症状、梦、日常生活中过失行为的基础上，揭示了无意识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制，从而把无意识研究确立为一门专门学科——精神分析学。当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学研究现代文明时，我们能够发现他把尼采的某些见解具体化了。弗洛伊德强调，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保持健康的关键在于解除自我欺骗，认清无意识中本能的真实意义，加以合理引导。尼采还在意识的背后进一步分析探讨其深层的心理活动。他认为所谓的意识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和心理世界的一种状态，尼采强调对于意识背后深层心理的探索，使他日后成为学界公认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的先驱者。
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萨特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尼采思想的清晰而有力的复述，他同样把人性归结为自由，把自由归结为意愿和评价。不过尼采尽管强调个人有评价的绝对自由，但他毕竟还提出了他自己的价值尺度即强力意志。萨特却把价值的相对性推至极端，否认任何可供考虑的尺度。是以民间文化的形式进驻人们的心底。 中国现代知识界近半个世纪的接受尼采的历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一)萌芽期，即晚清十年(1902一1911)；(二)高潮期，即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南北分治时期(1912一1926)，也可称为第一高潮期；(三)回落期，即国民党统治前期(1927一1936)；(四)转向期，即国民党统治后期(1937一1949)，也可称为第二高潮期。
在萌芽期,提及并研究过尼采学说的中国学者只有4位,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和鲁迅。
在高潮期,思想界、教育界的元老梁启超、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将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傅斯年、鲁迅、朱执信、谢无量、茅盾、郭沫若、徐志摩等,以及哲学家、学者李石岑、朱侣云、范寿康、朱枕眉、包寿眉等,都参与了介绍与解读尼采学说的行列。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知识界对尼采学说的热情又陡然高涨，阮真、楚图南、陈拴、林同济、冯至、张子斋、曹和仁,以及学者或哲学家方东美、常荪波、朱光潜、杨业治、杨白萍、贺麟、华林、姚可昆、刘恩久和姜蕴刚等，都先后参与了向国人介绍尼采学说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