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文人的气质、性情以及由此衍生的故事，是一个很旧但是有滋有味的话题。旧人、旧闻、旧时代，保守分子与激进者并存，狂士与酸儒共处，迷惘者与殉道者同行。在那样一个充满复杂性的过渡时代，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安排着自己的灵魂生活。孙郁在《在民国》一书，将民国与六朝、唐宋相提并论，这些时代因为文人的放荡不羁、狂傲奔放而富有亮色。
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告别几千年的平庸，抛却修身治平、心存廊庙的老路，总要有几个桀骜不驯的奇才出现。陈独秀就是不守规矩文人的典型，离经叛道是他的性格本质。这种独异个性的发生是与那个断裂的时代相适应的。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
许纪霖说:“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说到底也是个性与爱好的立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知识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立场。”个性对于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性格平庸、性情虚伪的人很难有什么思想和创见。我们无法要求文人中规中矩，真要那样的话，他们的见解就会流于平庸和世俗。民国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孙郁在书中不时地对民国文人的性格进行比较，他发现鲁迅与陈独秀的狂态并不在一个精神层面，陈独秀的深刻与单纯一览无余，而鲁迅却冷峻气寒，让人难以读透。前者呼应时代，后者负载沉重的历史，于是在巨变面前，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风度。民国文人处在文化冲突与时代转折地带，难以有真正的平和。对于他们的雄志与苛论、踌躇与愁苦，我们应当有“同情之理解”。不肯随波逐流的民国文人在国势危亡之际，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与顽旧僵持，与黑暗相抗，一面投入时代潮流，一面又坚守书斋，既直面现实，又超越功利，铸造了鲜亮的人格魅力。民国文人改变了“一为文人，则无足观矣”的局面，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由得为他们的骨气、操守所折服。这些精神气质而今已经成了稀有元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性格，已近乎绝版。充盈于当今学界的，有太多的势利小人和哗众取宠之士。即使是爱，也难觅林徽因、石评梅那样的奇女子了。
陈平原曾经将一本关于现代中国文人的书命名为《当年游侠人》。何为游侠？一是游移于体制外，偏离于常规，不受各种陈规陋习和教条的约束；二是具有侠肝义胆，放浪形骸，纵横驰骋，敢于扫除障碍，展露自己的真性情。孙郁说:“晚清的狂士，身上多少带一点旧式文人的侠气，陈独秀、苏曼殊都有一点。侠义之中，有苦味，有悲愤，这是自古亦然的。”民国文人的内心的是很苦的，置身于一个苦闷、矛盾的时代，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都只能在迟疑、迷惘、背叛和漂泊中进行。侠气说到底是在困境和压抑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的冲动。狂放自傲、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其实只是民国文人的个案，更多的文人在时代的尴尬和痛苦中沉寂了下去。今天人们对“怪杰”们的轶闻津津乐道，而忽视了对其内心苦楚的体察。陈平原说:“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颂，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此言确实有道理。民国文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堆婚外恋、师生情、聚散离合之类的谈资，这些“小道消息”被各种写作者大加渲染，成为一道口味独特的文化消费品，反映着我们传媒时代的无聊与贫乏。民国文人虽然私人生活五花八门，但都无不在学问事业中安身立命，在心灵的跋涉中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早逝文人吴方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研究民国人物心态最好的学者。他以朱自清为个案，这样评价那一代文人:“‘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在‘磋磨’中做着，努力着……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料来铺这条路。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态度投入这时代。”在时代夹缝里生存的民国文人，大都能够坚守其独立立场，在种种藩篱之中，捍卫并享受着精神的自由。像陈寅恪、梁漱溟等人将这种精神自由一直坚持到“反右”和“文革”，成为彻头彻尾的不合时宜者。其实，也正是这些敢说硬话的“老顽固”的存在，才延续了民国文人的遗风。
民国文人的治学是刻苦严谨的，没有今天这么多“学术腐败”丑闻。当年，职称评定等学术评价体系远不像现在这么细密，民国文人大都保持了与政府不合作或远距离的态度，所谓“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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