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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法庭与天主教军队同行，试图根除“玫瑰十字会”的所有痕迹。
17世纪一种颇为相似的观念正在悄悄传播。开始是在德国，之后传到英格兰。1614年，第一份所谓《玫瑰十字会宣言》得以发表，次年又发表了一份。这些宣言的发表在当时引起轰动，天主教会和耶稣会都怒不可遏，但同时也得到了欧洲新教国家中的自由主义派系强烈而热情的拥护。“玫瑰十字会”倡导者中，最为雄辩、最有影响的一位是罗伯特·弗卢德。他是名单中锡安隐修会的第16任总大师，1595-1637年在位。
与别的文献所不同的是，《玫瑰十字会宣言》8宣扬的是一个传奇式的玫瑰十字基督的故事。宣言号称出自一个在德国和法国的秘密“隐逸”的“新会员”团体，并预言整个世界和人类知识的变迁。预言的依据是秘教和隐逸派的原则，这些原则就像一条“地下河”，从勒内·德·安茹那里一直贯穿整个文艺复兴。宣言预示一个精神自由的新纪元即将来临。在这个新纪元里，人类将从以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蛰伏的“本性秘密”；人类会依据和谐、世界和宇宙通用的法则主宰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宣言具有极高的政治煽动性，猛烈抨击天主教会和守旧的神圣罗马帝国。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宣言出自德国神学家、秘教专家约翰·瓦伦丁·安德烈亚之手。安德烈亚是名单中继罗伯特·弗卢德后锡安隐修会的总大师。如果这些宣言并非安德烈亚所为，那么就一定是出自他的同僚之手。
1616年，第三本“玫瑰十字会”小册子《克里斯钦·罗斯克鲁兹的神奇婚礼》出版。像前两本小册子一样，刚开始也不知道其作者是谁，后来安德烈亚自己承认写了该书，并把它视为一个“玩笑”或喜剧。
这是一部情节复杂的隐逸派寓言故事，它对后来的一些名著，如歌德的《浮士德》产生过深远地影响。正如弗朗西斯·耶茨所证实的那样，该书刻意模仿英国秘教学家约翰·迪伊（John Dee）。而约翰也对罗伯特·弗卢德影响至深。安德烈亚的著作还唤起了对圣杯传说和圣殿骑士故事的共鸣。例如克里斯钦·罗斯克鲁兹，据说他平时经常身着白袍，肩膀上还戴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在叙事过程中还上演了一则寓言中的寓言短剧。这个短剧里有一位公主，拥有某个“王室”血统。她的合法领地被摩尔人篡夺后，公主乘着一个木箱子被水冲上岸。剧情的其余部分则描述了她的起落兴衰，以及她嫁给一位王子，并在王子的帮助下重获领地。
我们的研究揭示，安德烈亚和《隐修会文卷》族谱中记载的家族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辗转关系。但是，除了莱茵的巴拉丁腓特烈选侯之外，我们没有发现直接的关系。腓特烈选侯是法国重要的新教领袖、土伦子爵兼布雍公爵亨利·德·雷纳（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的侄子，布雍公爵曾是戈弗雷·德·布雍的头衔。亨利还跟朗格维尔家族有着联系，这个家族在《隐修会文卷》和我们的调查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1591年，亨利不遗余力地夺取了斯特内城。
1613年，巴拉丁选侯腓特烈娶了伊丽莎白·斯图亚特为妻。伊丽莎白是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孙女，玛丽·德·吉斯的曾孙女。吉斯是洛林家族的庶子后裔。一个世纪之前，玛丽·德·吉斯嫁给了隆格维尔公爵，公爵死后改嫁苏格兰詹姆斯五世。这就形成了斯图亚特王朝和洛林家族之间的联姻。因此，斯图亚特王室开始出现在《隐修会文卷》的族谱里，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安德烈亚之后的锡安隐修会三任总大师，都对苏格兰王室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兴趣。在此期间，洛林家族开始严重走向衰落。如果当时的锡安隐修会还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活跃教团的话，它可能会因此把效忠的力量，部分地或暂时地，转向无疑更具影响力的斯图亚特王朝。
无论如何，巴拉丁选侯腓特烈在娶伊丽莎白·斯图亚特为妻之后，在其首府海德堡建立起一个有秘教倾向的王宫。弗朗西斯·耶茨写道：
一种文化正在巴拉丁领地形成，它直接起源于文艺复兴，但却代表着更新的趋势。这种文化或许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来定义，那就是“玫瑰十字会”。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浪潮萦绕着巴拉丁选侯腓特烈而涌动，其拥护者期待着用政治-宗教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目的……腓特烈的文化运动……就是要努力改变政治-宗教原有的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以一位真正的君王为中心的隐逸派改革的理想……这种努力创造了一种文化和以海德堡为中心的“玫瑰十字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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