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严师出高徒
例子1： 一次，孟子的学生乐正子到齐国，因为没有马上安顿好，未能当天去看孟子。第二天乐正子去见孟子时，孟子很不高兴，劈头就说：“你也想到来看我吗?”乐正子感到语气不对，也不知怎么回事，忙问：“老师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孟子并不直接回答，转而问道：“你到齐国几天了？”乐正子老老实实地答道：“昨天已到。”孟子听后便极为不快地说：“既如此，那么我刚才说那样的话又有什么可怪？”乐正子这才明白孟子生气的原因是自己抵达齐国后没有立即去看望他，于是赶紧解释，昨天没有及时到老师那里，是因为住所尚未落实好。孟子一点也没有放松，继续责问：“你难道听说过，一定要住所找好了才来求见长辈吗？”乐正子只好向孟子认错。在这段对话中，孟子的态度始终咄咄逼人，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师道尊严的维护，显然压倒了对学生的宽厚和关心。确实，就人格形象而言，孟子可敬的一面似乎超过了可亲的一面。
孟子在对待不同观点时，常常火药味很浓，其论战的态度往往妨碍了彼此的理解与沟通；好辩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很容易变成强词夺理。在燕国是否可伐这一问题上，孟子之辩，便有这种意味。齐国大臣沈同曾私下问孟子：“燕国内乱，是否可以讨伐？”孟子回答：“可以。”原因是燕国之君子哙不该随便把君位让给燕国之相子之。后来齐国果真讨伐燕国。当时有人问孟子：“先生曾劝齐国伐燕国，是否有这回事？”孟子答道：“并无此事，当初沈同问我：‘燕国可以征讨齐国吗?’我回答：‘可以。’如果他再问我：‘谁可以伐燕国？’我就将回答：‘只有代表天意的人才可以伐燕国。’既如此，怎么能说我劝齐伐燕？”这种辩解在逻辑上固然无懈可击，但却很难使人心悦诚服，它使孟子的哲学家形象同时又带上了某种辩士的风格。
例子2：甘蝇是古时候的一位射箭能手。他只要一拉弓射箭，将箭射向野兽，野兽就应声而倒；将箭射向天空飞翔着的飞鸟，飞鸟就会顷刻间从空中坠落下来。只要看到过甘蝇射箭的人，没有哪一个不称赞他是射箭能手，真是箭无虚发，百发百中。甘蝇的学生叫飞卫，他跟着甘蝇学射箭非常刻苦，几年以后，飞卫射箭的本领赶上了他的老师甘蝇，真是名师出高徒。后来，又有一个名叫纪昌的人，来拜飞卫为师，跟着飞卫学射箭。
飞卫收下纪昌作徒弟后，对纪昌学习射箭可真叫严啦！刚开始学射箭时，飞卫对纪昌说：「你是真的要跟我学射箭吗？要知道不下苦工夫是学不到真本领的。」纪昌表示：只要能学会射箭，我不怕吃苦，愿听老师指教。于是，飞卫很严肃地对纪昌说：「你要先学会不眨眼，做到了不眨眼后才可以谈得上学射箭。」
纪昌为了学会射箭，回到家里，仰面躺在他妻子的织布机下面，两眼一眨不眨地直盯着他妻子织布时不停地踩动着的踏脚板。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心里想着飞卫老师对他的要求和自己向飞卫表示过的决心。要想学到真功夫，成为一名箭无虚发的神箭手，就要坚持不懈地刻苦练习。这样坚持练了两年，从不间断；即使锥子的尖端刺到了眼眶边，他的双眼也一眨不眨。纪昌于是整理行装，离别妻子到飞卫那里去了。飞卫听完纪昌的汇报后却对纪昌说：「还没有学到家哩。要学好射箭，你还必须练好眼力才行，要练到看小的东西像看到大的一样，看隐约模糊的东西像明显的东西一样。你还要继续练，练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来告诉我。」
纪昌又一次回到家里，选一根最细的牦牛尾巴上的毛，一端系上一个小虱子，另一端悬挂在自家的窗口上，两眼注视着吊在窗口牦牛毛下端的小虱子。看着，看着，目不转睛地看着。10天不到，那虱子似乎渐渐地变大了。纪昌仍然坚持不懈地刻苦练习。他继续看着，看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三年过去了，眼中看着那个系在牦牛毛下端的小虱子又渐渐地变大了，大得彷佛像车轮一样大小了。纪昌再看其它的东西，简直全都变大了，大得竟像是巨大的山丘了。于是，纪昌马上找来用北方生长的牛角所装饰的强弓，用出产在北方的蓬竹所造的利箭，左手拿起弓，右手搭上箭，目不转睛地瞄准那彷佛车轮大小的虱子，将箭射过去，箭头恰好从虱子的中心穿过，而悬挂虱子的牦牛毛却没有被射断。这时，纪昌才深深体会到要学到真实本领非下苦功夫不可。他便把这一成绩告诉飞卫。
飞卫听了很为纪昌高兴，甚至高兴得跳了起来，并还用手拍着胸脯，走过去向纪昌表示祝贺说：「你成功了。对射箭的奥妙，你已经掌握了啊！
论点：真正的严师，对学生“严而有格”。也就是在思想品质培养方面要有明确的标准；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方面，要重视学生学习动机的端正，学习兴趣的培养，自学能力的形成，学习中不良习惯的纠正；是非善恶、美丑好坏之间，老师的判断应该具有鲜明性。因此，严是有标准的严，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严，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严，是有利于学生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严，决不能为摧残学生身心健康而严。这种原则就是成就高徒的前提条件。
真正的严师，对学生是“严而有方”。众所周知，处于学生时代的教育对象心理结构尚不健全，认识事物还不是很周密。这就需要教师用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以指导。它要求教师熟悉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对学生的要求要适当，符合学生的实际，避免简单和粗暴，也避免简单地加重学生负担，损害学生的健康。只要方法得当，高徒定能造就。
真正的严师，对学生必须“严而有恒”。“恒”，首先就是要求老师精心准备每一堂课、认真上好每一堂课、仔细批改每一本作业，精心辅导好每一节自习。其次教师在学校里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学生。一般来说，教师自身正与不正，都会极大地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就要求每一个教师切实加强自身修养，恪守学校纪律，用自己的一身正气和高尚情操，为学生做出表率。有这样的严师，学生的素质也不会低。
教育部部长周济前不久强调说，我们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一定要严格管理，严师出高徒，这件事情一点都不能含糊。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教师严而有度、有恒地教育学生，严格要求自己，就能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徒”。
接着严师未必出高徒
例子1：天才诗人徐志摩上课时一点也不严肃，他甚至一边吃苹果一边讲课，还对学生说烟台的苹果确实好吃等等。但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
例子2：张居正以神宗的老师和顾命大臣的声望，热切期待神宗成为一代圣主，对少年神宗的教育，呕心沥血。为了营造宫廷的读书氛围，鼓励小皇帝读书，让宫女、太监都接受经书教育，使后宫无人不读书。对神宗的起居日用、行事为人，更是关怀备至，循循善诱地进行教导。他为小皇帝亲自编写《帝鉴图说》。书中讲了117个帝王故事，有81件“圣哲芳规”，记载圣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辙”，阐述暴君的恶行劣迹。
十一岁的神宗喜好书法，作为帝王这也受到限制，在张居正看来:“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的贤明君主，都重视修德养性，治世安民，不追求一技一艺。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作曲。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都能文善书，精通绘画，但都无能挽国家的乱亡。君主要以道德修养为重，岂能以一艺沾沾自喜。”神宗刚满十四岁，张居正就把他爷爷嘉靖的242件文档，交给他学习治理。不停地进呈四书直解，进呈大宝箴，进呈皇陵碑，进呈宝训，进呈御札，进呈百官图御屏等等，使一个少年背负这样的重担，连书法的爱好也不能尽兴。
此时的神宗对张居正甚为畏惧，背诵《论语》，偶有失误，张居正说一声读错，神宗也会吓得一跳。作为一个少年免不了爱好玩耍，可是神宗却没有这个幸运。有一次，夜间跟随太监孙海到别宫游乐，穿窄袖小衣，学着走马持刀嬉戏，被李太后知道，罚了长跪还不算，又写下罪己诏才作罢。还有一次偶尔在宫中唱戏，突闻有巡城御史的呵呼声，赶忙停下来说:“我畏御史!”
神宗对张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渐长”时发生的，这预示神宗随着年龄的长大，权力意识开始苏醒，他本是受万众山呼万岁的皇帝，权力之大所向披靡，无所不能。张居正死后，神宗失去最后的顾忌，犹如脱缰的野马，贪婪地掠夺社会的一切财富，甚至踢开地方官府，派出太监特使到各地征税，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帝的小金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激起全国性的反对矿使税监的风潮。因此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
论点：。“严”必须建立在对学生真心关爱的基础上，不能将简单和粗暴理解成“严”。所谓关心与理解才能促成和谐的双向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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