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6-24
【摘要】《基督山恩仇记》和《呼啸山庄》均为19世纪世界名著。它们相似的创作背景和经历、相似的创作风格和主旨、相似的创作题材和情节，使读者更进一步体会世界名著永存的艺术魅力，笃信世界文学发展的整体性和人类文明的继承性。
【关键词】继承者；创作背景和经历；创作风格和主旨；创作题材和情节
1845年,被法国称为“文坛火枪手”的亚里山大·大仲马(1802-1870),完成了自己的扛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1844-1845)而被后人美誉为“通俗小说之王”?事隔不到两年,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1810-1848)的惊世之作《呼啸山庄》(1847)震惊世界文坛,被后人称为是英国文坛史上“最奇特的小说”?读这两部巨著，都会有一种神秘的恐惧压抑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虽然把这两部伟大的著作相比较而谈，似乎相去甚远，因为这两部作品并非同一国家，且两国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但文学就是文学，“每一个民族文学都具有天然的‘向异性’，即对它本身所不具备的东西的好奇与追求”，不管其作品的故事发生在哪个国度，它所闪烁出的人性的美好都会跨越时空而有着永恒的魅力。每当我们读这两部世界名著时，都会被主人公强烈的爱、狂暴的恨及由之而起的无情的报复所震撼。两位作家都以满腔的热情讴歌忠贞不渝的爱情，表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都以无比的愤怒揭露和谴责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卑鄙行为。他们都把自己对人生的那份最独特的情怀溶入了作品与人物，以伟大的创作推动了人类文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从而确立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许我们通过对这两部世界名著做以对比，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两部名著字里行间充满的丰富想象和狂飙般猛烈的情感，进一步体会世界名著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一、“一个作家要继承另一位作家的创作风格，首先必须认同被继承者的创作和经历”。两部作品都出自于19世纪前半期，两位作者都经历了西方文明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随着法国大革命，欧洲旧的格局被打破，尽管一些封建贵族在做着垂死挣扎，但许多中产阶级都已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由于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变化致使社会割据日益加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相似的创作背景下，“环境对作家及其书中的人物起着重要影响”。大仲马生活的时期，法国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大仲马的父亲老仲马曾是拿破仑的将军，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大仲马继承了父亲反封建传统，终生信守共和政见，一贯反对君主专制，他也曾两次被迫流亡国外。所以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经历不同寻常，生活充满奇遇，意志坚强，毅力非凡，善于在危险的境况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爱德蒙·邓蒂斯就是这样一个“完美化”的人物形象。而艾米莉·勃朗特所生活的三十年间也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出生在牧师之家的勃朗特，其父佩特里克·勃朗特是个比较激进的保守党人，早年反对过路德运动，后来也帮助过豪渥斯工人。所以，“当时整个时代的动荡情绪和反抗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在她的小说中主人公希斯克里夫的反抗同样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的反抗。两位作家相似的创作经历虽不见得那么丰富，但他们都有着非凡的想象力，用高超的文学技巧在贫瘠的生活土壤上为我们构建了两座气势宏伟的大厦。他们不仅以镜子般的客观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现实，更是发掘了人的隐秘的、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二、《基督山恩仇记》和《呼啸山庄》均为哥特式小说，均属于传奇小说，具有相似的创作风格。两位作家都企图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通过文学现象的塑造，来达到“彰善惩恶”的目的。《基督山恩仇记》除了“一千零一夜”式的传奇故事性，也有相当浓厚扬善惩恶、伸张正义的色彩。书中“善”的代表人物是老船主摩莱尔，“恶”的代表是唐格拉尔、费尔南、维勒福。小说同时也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情节设计上除了卓越外，还能想象出一些非现实的带有奇幻色彩的内容。大仲马将现实与非现实糅合在一起，这正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特色之一。而女作家艾米莉从十三岁就开始创作贡达尔诗歌，受到了当时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了拜伦的影响。《呼啸山庄》内的“粗犷的风景、原始的激情、超自然的插曲以及拜伦般邪恶的男主人公也可以使它被视为哥特式恐怖故事的派生物”。女作家的作品在“体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华的同时，也贯穿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是对浪漫传奇之意义的探索与延伸”。《基督山恩仇记》通过对邓蒂斯大半生的悲惨经历，“暴露了复辟王朝时期司法制度的黑暗和弊端，对这个反动的时期进行了批判，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七月王朝时期的上层人物”，“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历史情况”?不但邓蒂斯的悲惨遭遇足可以说明这一切,唐格拉尔?费尔南?维勒福三人的飞黄腾达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说明金钱在西方就有如此的鬼魅?在这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已经浸泡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而在《呼啸山庄》中,作者同样在深刻地传送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下层人民遭受压抑?摧残的惨痛悲剧,以此来“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和道德堕落”,控诉和谴责扭曲人性的资产阶级不合理?“希斯克历夫和凯瑟琳是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反叛者,他们纯洁的爱被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所粉碎……这一切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实现完整人生是不可能的”?在对金钱和地位无比崇拜的那个年代,使得希斯克历夫被辛德雷无情地逼上了复仇之路?“在这里,自然界是冷漠的;人类之间充满争夺和竞争;善恶界限已不分明”。
英国小说家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认为，“一个作家的主题是由他生活的时代所决定”。大仲马和勃朗特都因从小受家庭的熏陶，他们都毅然地站到了革命的一边。他们都同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都在用自己犀利的目光直视时代的黑暗，《基督山恩仇记》和《呼啸山庄》就是两部抨击当时反动统治的黑暗和上层人物的罪恶史，可以说他们具有相似的创作主旨。三《基督山恩仇记》和《呼啸山庄》同为复仇小说，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但他们都有不违反生活的真实，可以说他们有着相似的创作题材。两部作品都是以捍卫个人尊严与名誉为旨归的复仇；都是向世人展示了“复仇主体（希思克历夫、邓蒂斯）肉体上受虐待、心灵上受创伤、精神上受侮辱、意志上受磨砺，最终对复仇对象施以精神上摧毁的叙事过程”；都是在认为主人公的复仇是正义的神圣复仇。两部作品在复仇情节安排上极为相似：
1．相似复仇之目的邓蒂斯和希思克历夫都是为了个人复仇，为爱情他们都将满腔的爱化为了无比的恨。在《基督山恩仇记》中，男主人公邓蒂思在与女友梅尔塞苔丝结婚之际在婚礼上被捕，想要取代他船长地位的唐格拉尔与情敌费尔南出于卑鄙的目的而相互勾结，将他告发并投入孤岛上的死牢。在此间，他的父亲惨死于饥饿，未婚妻梅尔塞苔丝也被人强占。失去了所有他所爱的人，这时他已蜕变为一架冷酷的复仇机器。所以，他要急于回到人间去，惩罚恶人，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爱情。而《呼啸山庄》同样是围绕希思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爱情纠葛这一线索而展开的:希思克历夫这个饱尝人间炎凉的弃儿在残酷的生活中养成了强烈的爱与憎，辛德雷对他的折磨使他懂得忍气吞声的屈服改变自己悲苦的命运，凯瑟琳对他的轻蔑和嘲笑和她后来嫁给了林顿。这些沉重的压力扭曲了他的心灵，于是他选择了反抗。所以，他是为了“被剥夺的爱情和被践踏的人生权利复仇”。
2．相似复仇之手段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思克厉夫，他们复仇的手段都诉之于金钱的威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打跨了他们的敌人。邓蒂斯在死牢中度过了14年的时光，逃狱后的他已变成了万贯财宝的“一个新人了”，以银行家的身份回到巴黎复仇。他假借他人之手披露了费尔南的丑史，使费尔南声名狼藉，在极度害怕与绝望之时，开枪自杀了；而唐格拉尔在连续受到伯爵在投机事业中的打击而濒于破产之时，维勒福和唐格拉尔夫人的私生子——苦役犯安德烈亚，又受指使去追求他的女儿并与之订婚，使他一家名誉扫地，最后彻底破产；伯爵最大的仇人维勒福在审理安德烈亚的案子中，发现罪犯竟是自己的儿子，家破人亡的他终因受刺激过度而发疯。同样数年之后，一位英俊潇洒，神态威严的客人光临林顿家——那就是原本落魄的，不知去向的希斯克厉夫，而今他发了财，已跻身有钱人的行列。他这次回乡的目的，就是要向曾经迫害过他，抢走他心上人的人进行报复。他诱惑辛德雷整夜的打牌、喝酒，慢慢地使辛德雷破了产，最后只得把整个庄园抵押给了他；他不仅让辛德雷和埃德加凄苦死去，独占了他们的家业，还让他们无辜的下一代饱尝了苦果；他把辛德雷的孩子“培养”成一个野蛮的人，让他经受自己童年时的遭遇；他促使小凯蒂与自己的儿子成婚，而小希斯克厉夫婚后不久悄然离开人世，让凯蒂沉浸在哀痛之中。这些疯狂的复仇，看似不合理，但却淋漓尽致的表达了他惊世骇俗的叛逆精神，“他那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是被压迫者的骨气和叛逆精神的表现”，是一种特殊性格对不公命运所做出的激烈反抗。
3．相似复仇之结果邓蒂思和希斯克厉夫都是在用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最残忍的手段，使那些作恶多端之徒得到了应得的惩罚，善良得到了报答，正义得到了伸张。他们都在将自己的夙敌一一打跨的同时，是爱情的力量至使他们人性返归，宽恕了他们的敌人，放弃了复仇，最终都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天堂”。只有通过爱才能得到救赎，爱才是人生的意义。两部巨著传播的“宽恕”信息，实际都是在传递两位作家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基督山伯爵复仇后心满意足地说：“……噢，伟大的城市！我正是在你跳动的怀抱里找到了我要寻找的东西；……现在，你再不能给我欢乐和痛苦。再见，巴黎！再见！”他宽恕了夙敌唐格拉尔，带着阿里总督的女儿海蒂飘然远去了，去寻找“生命的快乐”。爱的降临使他重新品尝到了人世间美好情感的滋味，把他从孤独与异化中解放出来。邓蒂思的复仇说明了依靠当时社会法律的制裁是没有结果的，小说有力地鞭挞了社会的缺失。同样，希斯克厉夫在复仇就要结束时，发现林顿的女儿和辛德雷的儿子两人的眼睛和凯瑟琳生前的眼睛一模一样时，觉得哈里顿就是自己年轻时的化身后，他就再也拾不起报复的心理了。他说：“现在正是我在他们的后代身上报仇的时候：我做得到，没有人能阻止我。但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我不想举手打人了……”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他欣喜若狂地追随游荡的凯瑟琳的孤魂，离开了给予他不幸的人世，进入属于他们自己的“永恒的天国”。最终，女作家还是“让人道主义占了上风，它抑制住仇恨和残酷，使主人公达到精神的超脱和人性的回升”。“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21]。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犁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
四、《基督山恩仇记》凭借曲折的故事情节而获得经典地位，小说并没有使用太多的象征或隐喻手法。虽然女作家艾米莉也“能够像大仲马那样成功地把故事引向高潮”，然而《呼啸上庄》更主要则是靠真正的艺术造诣而举世闻名。通过上述的比较，不难看出，两部名著许多相似之处并非偶然巧合，也绝非无缘无故，而是由于相似的时代文化背景的反映，是两位大师对社会生活深入了解，冷静思考，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用现实主义手法和浪漫主义精神，正确反映社会生活的结果。两部名著所表现出的对社会政治思潮的反思和对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现实的批判的思想主题和对人物的传神刻画，震撼心灵，感人至深。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不被压服的反封建的叛逆精神，都以人性的魅力而永留人间,这也正是两部作品之比较的共同基点。通过上述的比较，使我们把目光也投向了19世纪的欧洲，为得就是寻求一种跨时空的交流，这种交流使我们体会到了两个不同国度文化的力量和活力，认识了两个民族的意识和民族审美观。两部小说的默契、对应，足以是我们笃信世界文学发展的整体性和人类文明的继承性，因此可以说《呼啸上庄》更像是《基督山恩仇记》鲜明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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