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与艺术现实相比,美学思潮、美学理论更多地表现了一种被动性.从最根本的发生学层面来看,艺术创作是一定时代与社会的理想和情感的折射,但理论并不一定总是跟在生活后面被动地反映生活,它也可以是积极的、生动的,否则,理论的创造性与价值又从何体现呢?诚如
恩格斯所言,“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1](P485)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美学理论的发展很多时候走在了艺术的前面.
英国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指出：“在当代有关现代性、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等的争论中,‘文化’似乎是分析和理解晚期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关键范畴.”[2]（导言P1）从文化的角度讲,艺术代表了文化的一种要求；包括美学在内的理论则代表了文化的另一种要求.虽然两者的表现形态和作用途径迥然不同,在现实中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一实一虚,但艺术与理论的本质都是一样,它们都属于社会的
意识形态,同受现实生活与
经济基础的制约影响.因此,这两种要求是存在契合点和共同性的.从文化的角度和视野出发来审视艺术和包括美学在内的理论,可以让我们透过艺术与理论现象的表面,思考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
从文化的角度看,艺术与理论的契合点和共同性也就是人类全面交流的要求.这种交流凸现了人的社会性,也正是这种需要为个体的人联结为社会整体提供了最深刻直接的动因.交流的问题恐怕是20世纪艺术和美学共同面临的一个深刻难题,因为交流的前提是人们之间有相应的、较多的共同点,但我们所身处的却是一个对立日益深化的时代.从总体上把握,20世纪是“一个机械的世界,一个由工艺技术制造出来的物质的世界,一个用各种语言来加以传递并且也使所有事物都变了形的信息洪流中的世界,一个传统生活方式已无法维持下去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人必须努力去加以忍受,去扩大自己生活情感（Lebensgefühl）的基础”[3](P51),而人们对这个新的世界的“忍受”,却滋生了忧郁、荒谬、无聊、孤独、焦虑、绝望的情绪和情感,这是一种过去的世纪不常有的生存体验.卡夫卡曾对这种孤独无聊的生存体验有过传神的描述：“我从清晨6点起一直学习到傍晚,我发觉,我的左手怜悯地握了一下右手”,“黄昏时分,由于无聊我先后三次走进洗澡间洗手”[4](P20).处于这种心绪之中的人们,彼此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对立.在现代社会,一方面是物质的极大充裕与富足,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的极度空虚与无助,这就是20世纪的世界,尤其是居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的真实存在.用特里·伊格尔顿的概括就是：“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身体被从中间分裂开来,创伤性地分割为畜牲般的物质主义以及变幻莫测的
理想主义,要么太缺乏理想,要么太异想天开,要么与骨骼分离,要么膨胀为堕落的情欲.”[2](P193)现代西方美学思潮、西方现代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
西方现代艺术和现代美学可概括为
浪漫主义文化时期的艺术和美学,并可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上升时期,或者说经典艺术时期.十六七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自然科学首先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羁绊与束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世纪对科学绝对没有兴趣,巴伯在他著名的
《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还为读者开列了一个从公元9世纪到15世纪的科学发明的“值得注意的清单”[5](P55),以表明在科学的进化中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断裂.但的确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产生与发展开始,科学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表现得越来越充分.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带来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初步繁荣.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在欧洲进入了浪漫主义阶段.从16世纪至19世纪,文学艺术上,从拉伯雷到塞万提斯,从
莎士比亚到巴尔扎克,从弥尔顿到歌德,从雨果到
狄更斯,从
托尔斯泰到高尔基,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都得到充分展现；美学上,则以英国经验美学和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这是一个大家辈出、经典迭现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西方传统的文学创作和美学观念达于极致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