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一个“情”字上。
众所周知，《牡丹亭》歌颂了人特别是青年男女的真情、至情，揭示了情与理的矛盾。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记题词》）
这种情与理的矛盾，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就是情与法的矛盾。汤显祖在为朋友李季宣所作的《青莲阁记》中说：“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嬉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汤显祖认为，他所处的明代是“有法之天下”，其特征是“灭才情而尊吏法”。这种天下，不许人们有热情，有幻想，不许人们施展自己的才能，只许低眉顺眼，唯唯诺诺。而唐代却是“有情之天下”。这样的天下重才，故李白的才气方可凌厉一世；这样的天下重情，故唐明皇、杨贵妃方可共浴华清而嬉游广寒。汤显祖对明代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切中要害，入木三分，对唐代社会的描述则染上了一层理想的色彩。当然，这正反映了他的向往与追求。
汤显祖这里提到“唐人受陈隋风流”，而陈隋风流又来源于魏晋风流，所以汤显祖对魏晋风流也是肯定的。如据陆机《吊魏武帝文》序，曹操临终时吩咐诸妾：“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又云：“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对于曹操“分香卖履”的举动，有不少人斥之为虚伪。汤显祖却不这样看。他在《十咏·魏王分香》一诗中写道：“事业易委谢，恩爱难销沉。虞歌与戚舞，英雄同此心。”在《铜雀伎》一诗中也写道：“吴起张巡总为名，到头才识此中轻。若言铜雀分香假，泣向虞兮亦世情。”汤显祖此处除曹操外，还提到了四位历史人物。吴起妻为齐人，吴起欲率鲁军伐齐，故杀妻以求将；张巡当睢阳被围粮尽之时，为安定军心，杀爱妾以飨军士。这两位是无情的代表。项羽垓下被围之时，对虞姬歌而泣下；刘邦使戚夫人为舞，己为楚歌。这两位是有情的代表。汤显祖同时人陈继儒在《范牧之外传》中也赞扬了刘邦、项羽之情：“汉高、项羽英雄绝世，剑锋淬人，眼不为眨。乃心销神枯，终不能断虞、戚之爱。夫二公赖有此举，小足破俗，不然，项羽一倔强老卒，隆准公一村亭翁故态耳。语云：‘天下有情人，尽解相思死。’世无真英雄，则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这说明，英雄应当多情，在晚明已经成为一种引起人们共鸣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汤显祖的这种认识，在唐人那里也可以发现同调。晚唐罗隐《邺城》诗云：“台上年年掩翠蛾，台前高树夹漳河。英雄亦到分香处，能共常人较几多。”《铜雀台》诗云：“强歌强舞竟难胜，花落花开泪满膺。只合当年伴君死，免交憔悴望西陵。”前一首说英雄亦自多情，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后一首从姬妾这一面来说，虽然换了一个角度，但强调情感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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