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中,总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象蛇一样,褪去伤痕累累的外壳,焕发出一个新我来。即使经过传说中的烈火涅槃,那样炼狱般的苦难,也是值得的。这种想法太甚了,竟然有过一种梦,在梦中,看着自己身上有东西在脱落,在太阳底下发出响声,有如脱落的马赛克一样,连自己都觉得惊讶。醒来便觉得一身轻松,就象走在春天里,永远的少年哪吒。
生活中,我们往往都有作为脱落者的愿望。人生只有脱落,然后才有不一样的转型,有新的转机。日本作家井上靖就认为自己是个脱落者,也就是生活的放弃者、佚弃者或被弃者的形象。而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历史人物,也往往是脱落者,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孤独相伴。为了摆脱孤独感,他们惟有寻找新的归属。所以,有时候,放弃是另一种获得,一种新的归依。
现代诗人冯至,有一首十四行诗《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是我喜欢的。诗中写道,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象秋日的树木,一棵棵;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象蜕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象一段歌曲,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只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这首诗是冯至创作于1941年的,27首十四行诗中的第二首,被称为沉思的诗。诗歌借助于尘埃、树木以及歌声的脱落,表达了对人类死与变这一永恒法则的思考。这是对人死亡的通脱理解,对人本真存在的一种言说。人生只有通过脱落、蜕变,才有可能达致更高的境界,正如冯至所说,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谈到这些诗歌的写作时,冯至曾说,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比一天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冯至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在求真、求信仰的艺术道路上,冯至和穆旦,写出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写出的最好的诗。
不过,我更注重于诗歌表达的精神,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他的历史小说《伍子胥》所表达的题旨,可以作为他的这首诗歌主题的延展。伍子胥的一生,正如物体的抛落,这中间有刹那的停留与陨落。人生正是这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 我们看到的古人伍子胥,父兄被杀,自己也被迫流浪,胸怀复仇大愿,一路漂泊,遇到许多人事,对他的复仇有不同的影响,引起他不同的感觉和体验。这是一个复仇的抉择,在一些列的情境中经受考验,不断进行矫正性选择的主题。在冯至笔下,伍子胥被描绘成在选择性哲学命题之下,一个存在主义式的英雄。也许,这也是冯至自己人生的不断困惑,以及破解的过程。
人生只有脱落,才能否定自己,在否定中得到提升。冯至晚年时,曾写了一首诗《自传》: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我这一生,都象是在否定里生活,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了,于是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当然,冯至自己并不能超脱他的时代,在满目荒凉的岁月里,他也深受内伤,他曾经违心地批评过艾青,深深地体味着负罪感。文革结束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十年浩劫,不能简单归咎于四人帮,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他觉得,他坎坷的一生,是未完成的自我。
因此,他的精神历程,对我们反思人的现代特性,特别是深入认识自我,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启示。1980年,画家高莽曾为冯至75寿辰,画了一幅很大的肖像。他在画上题诗曰,岁月催人晚节重、旧皮脱落觉身轻。就是在晚年,他还不断地在脱落自己,追求的仍然是旧皮脱落觉身轻的感觉。所以,我认为,他的精神追求,代表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高度。
在十四行组诗中,有一首诗是赞颂歌德的。歌德是冯至诗歌的灵魂导师,是他一生最敬仰和研究最多的人。在这首诗中,歌德的一生,也是在脱落、蜕变中,得到了不断的升华。冯至写道,好象宇宙在那儿寂寞地运行,但是不曾有一分一秒的停息,随时随处都演化出新的生机,不管风风雨雨或是日朗天晴;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
诗中最后说,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它道破了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是的,死亡和蜕变,是世界万物不可逃脱的规律,而人生更是如此。冯至在另一首诗里写道,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摸着自己的发肤,却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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