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体系具有危机易发性
金融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却又相对地独立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具有高负债经营的杠杆特性，这就降低了金融体系对危机的抵抗能力，使得金融体系比其他行业更易产生问题。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巴西、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但却举借了大量外债，增大了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外围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就面临着还本付息压力增大的问题。
金融体系由微观金融实体构成，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这些微观实体有着高杠杆的特性。银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处于金融体系最重要和关键的地位。银行危机已成为当代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形式，很多货币危机、债务危机最终都演变为银行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最先爆发的是货币危机，然后才逐步演化为银行危机；日本银行危机也是由其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形成的。
2 金融自由化和监管放松
从20世纪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共发生了8次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已成为这些国家开展金融自由化的“副产品”，金融危机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金融自由化一方面使得国外资金顺利地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在增大这些国家流动性的同时，还导致了部分银行承担着过度的风险，造成国内资产价格膨胀。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偿债能力降低。另一方面，当一国经济出现问题，引起资产价格暴跌，国内信用扩张过度时，会造成货币贬值，促使国际资本抽逃离开危机发生国。
金融监管本该随着金融自由化深入而逐渐增强的，但许多国家在开展金融自由化以后，对金融的监管反而弱化了，极易造成一国信贷水平的激增并导致坏账率水平提升，恶化银行资产负债状况。而当经济恶化，出现卖空该国货币预期增强时，就会使得资本迅速流出，降低该国外汇储备，出现该国货币汇率贬值增大的预期，欧洲货币体系、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以及巴西爆发金融危机后，均出现了资本外流，货币贬值造成流动性紧张的局面。
3 金融泡沫酝酿金融危机
当投机促使某一资产价格过度增长，超过了实体经济支撑时，会最终导致资产价格暴跌。因此，金融投机交易过度膨胀，就会和实体经济成长脱离越来越远，形成虚假的金融泡沫。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深化、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信息技术的提升为金融泡沫的积聚提供了条件。当实体经济之上的虚拟金融发展超过了一定限制，金融泡沫就会破灭。
以日本银行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危机爆发前，两国房价飙升的时候，一方面，大量以住房为抵押的顾客纷纷贷款购房。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因竞争压力和经济利益开发金融衍生产品，忽视了市场金融风险的存在。当利率提高、贷款人还不起房贷时候，因缺乏连续的资金流，依靠资产证券化牟取利润的中小企业就倒闭了。投资者持有的金融证券也被大量抛售，金融泡沫破灭，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金融泡沫从形成到破灭的过程大致如下：经济增长过热——金融机构贷款增加——交易量放大、资产价格上涨——利率增加、抑制贷款——资产价格下跌——金融破灭、陷入金融危机。
4 外围经济环境和市场预期变化
多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表明，不管对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其危机发生与否与其面临的外围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对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它们都是以出口导向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旦外围经济环境恶化，就会大幅降低其出口，连累国内经济发展速度，造成储备减少，外债增加，恶化其经济结构。一旦经济出现问题，资金就会逆转外逃。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市场预期则在外围经济环境变化的基础上，改变投资者信心和投资策略，推动金融危机在本国蔓延，并向其他国家扩散。市场预期引起的羊群效应，促使投资者出现非理性的从众行为，在金融泡沫增大时，助推金融泡沫变大，在金融泡沫快要破灭时，加快金融泡沫破灭。
历史上的几次重大金融危机都有着外围环境变化和市场预期的“功劳”。拉美债务危机受到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银行危机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受到了美国90年代经济衰退的影响；墨西哥金融危机受到美国提高利率的影响，欧债危机则受累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当非完全理性的投资者、谋取暴利的投机者加大对房地产、股市等资产的投入时，会推动该资产远离均衡水平，形成资产价格上涨预期的逆转。当出现利坏消息时，市场参与者大量抛售自己所持资产，引发资产价格暴跌。
5 政策失误加速危机爆发
在美国储贷危机、日本银行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和土耳其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危机发展过程中，国家对金融危机或多或少的纵容，政策失误助推了金融危机的深化演进。
美国储贷危机早在1984年就出现了萌芽，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未重视局部地区储贷机构的破产。1979年—1984年，金融监管人员减少了14%；现场的检查也从1981年的12300次下降到1985年的8300；检查时间间隔也大大拉长了，1979年检查间隔平均379天，1986年为607天。当储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政策失误错过了最佳的救助时间，使得整个储贷危机持续了10年。
日本银行危机爆发后，日本大藏省没有采取“及时纠正行动”（Prompt Corrective Action，PCA）。关闭那些经营不善, 资不抵债的银行，而是采取了掩盖和拖延的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金融机构的坏账都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银行危机愈演愈烈。直到1998年，日本才通过向银行业注入资金，试图减轻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并在1998年中期通过了一些改革法案，比如规定，一个破产银行可以交由金融再生委员会处理，或是暂时将其收归国有。同时，允许使用公共基金对问题较轻的银行注资。但是，政策的失误，应对危机迟缓仍然导致日本经济处于长期衰退中。
在抑制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时，也都存在危机应对迟缓的现象。东南亚国家在外债、贸易以及利用外资中采取了不合理的政策，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土壤，扩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俄罗斯采取了错误的经济转型政策，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投资降低，经济陷入长期衰退。阿根廷没有从实际情形出发，对其汇率政策做恰当的调整，错过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大额举债增大杠杆，导致阿根廷外债负担过重。
上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对银行和证券公司采取了宽松的监管政策，银行和证券公司可以合法地把很多亏损的投资科目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在次贷产品和其他金融衍生品发行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时，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没有对其进行控制。监管政策松懈和对市场潜在风险判断的失误，导致评级机构对次贷相关产品评级时，增大了他们道德风险。投资者面临大范围调低次贷产品评级时，信心受损、恐慌情绪加重，最终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