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深知文武兼备的重要性。他指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以此为出发点，他提出了“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主张，其“乐”即武舞，“射”、“御”也是当时风行的技击方法。
孔子心目中的“君子”需具备的条件“知”、“仁”、“勇”、“艺”中就有“武”的因素，他的弟子中冉求、子路都是骁勇善战的勇士。
当然，孔子首先还是一位思想家，他的“仁爱”观念作为人际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对必然内含暴力与残酷的武术，起重要的调适作用。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内涵即“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思想的“仁爱”观，在崇尚“立德”的我国文化大系统中始终如穿珠的红线，也自然演化成了判断武术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武术伦理。
武术的“仁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对社会秩序、传统礼教的恪守。孔子倡导的“仁学”，其实质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调适，其基本思想是以仁慈、忠厚、善良和爱心来待人接物，处理一切人际关系。
在武术技击技巧和方法的运用上，“仁学”精神有充分体现。练武的目的是保家卫国、除暴安良，而非恃强好狠、为非作歹。对敌人，战必胜之，讲打击之稳、准、狠，即便如此，武术家也以制服对方为主，尽可能避免杀人取命，讲究先礼后兵。对那些具有特强杀伤力的功夫，用之审慎。
后世《少林七十二艺练法》记载：“技击之道，尚德不尚力，重守不重攻”。武术界流传所谓“八打八不打”之说。
“八打”指眉头双眼、唇上人中、背后骨缝、鹤膝虎头、破骨千斤、穿胆身门、肉肋肺腑、撩阴离骨等部位，可承受一定重力，因而可选择为攻击目标；“八不打”指人体中易致人死命的部分，一般禁止攻击，它们是：太阳、对心锁上，中心两闭、两肋太极、两肾对心、两耳扇风、海底撩阴、尾闾丰府等。
中华武术的仁义精神还体现在武术技击的目的论上。少林武术有点穴大法，少林秘典《罗汉行功短打》讲，创造点穴法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为了使人“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有志者细心学之，方不负主人一片婆心也”。《峨嵋十二法》也反复强调“不争”、“持戒”、“化解”，不致最后关头不能擅用武力。
中华武术各门各派都有不同的“戒约”，体现其不同宗旨，其中对行为准则收受徒弟规定颇多，也最严，很重视对德行的培养。
如少林门中规定：
盖闻自少林起教以来……武事熟而习之，用之于国，则治乱持危，用之于乡，则除贼捕盗……尚有无知门徒矜强持勇，欺良凌弱，此断非吾道中所可许也。但凡我们，务期循规蹈矩，爱众亲人，庶几此道之一进境焉……以上教条，学生要常记心，免犯责罚。另外有十不许之规条……以上十不许，日后有犯之者，定遭杀身之报，慎之，慎之。
武林中收受门徒是一件传承武艺的大事情，很慎重，对德行的考察很严格。少林派规定：“传授门徒，宜慎重选择。如确系朴厚忠义之士，始可以以技相传”；后世内家拳法明确规定：剑者、好斗者、轻露者、酗酒者、骨柔质纯者不传。
再如武当派收徒有五戒之说：骨柔质纯者不传：技击格杀之良方，收徒之先不可不先视其体魄如何。体可换而骨不可换，胆可练而质不可练；心险者不传：防人之心不可无，收其为徒，如果不事先探查其心理，一旦功夫养成无异于养虎伤身；好斗者不传：拳术者，个人习可以强身，众人习可以保国，若逞匹夫之勇，则用之不当；酗酒者不传：酒能乱性，性乱则神迷，神昏则色浮，结果是非不分、凶狂无礼、祸生顷刻；轻露者不传：深沉者其毅力魄力必大，轻露者其志气胆识必小，若仅得皮毛，目空一切，逢人炫耀，非可造之材。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在武术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