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近万年的中国陶瓷史划分为蒙昧、萌芽、建制、高峰、独秀等五个不同时期，并加以述说。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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