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拆迁故事
也许，心灵的震撼后来又带来了中国城市地貌的震撼？并因此导致了中国城市 “推倒重来”般的大重建？
但在有些人看来，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在城市建设和扩展方面，更应该向欧洲学习，而不应向历史只有200多年的北美“新大陆”学习。
今年五月，我去北京采访中产阶级时，应自由撰稿人许知远之邀，曾专程前往他与文友们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开办的一家书店——“单向街书店”。在书店里，许知远特别向我推荐了一本书：新华社记者王军写的《城记》。
回到伦敦后，我仔细阅读了这本书。掩卷之后，我才知道，在我离开中国后那10多年里轰轰烈烈展开的城市“现代化”运动中，有多少历史建筑和珍贵文物都成了拆迁铁锄上下飞舞的“锄下鬼”；掩卷之后，我也才明白，如果所有的中国城市规划官员在筹划老城区改建时，都像我一样“喜新厌旧”，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此书开端写了一个典型的北京拆迁故事——
1998年9月24日，十来个来自四川的庄稼汉抡圆了铁锄，三下五除二，拆掉了北京粤东新馆。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就在这个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南横街11号的院子里成立了保国会。
一位姓汪的包工头当时对作者王军说：“我在北京拆了八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这本书还写了其它许多令人唏嘘的拆迁故事。
王军还在书中引述了中国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2000年讲过的一段话：“我到过许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护得很好，北京就惨不忍睹了！意大利团结报一位女记者采访我，她说北京是Poor Hong Kong（蹩脚的香港）。可悲呵，这么一个世界文化名城，竟连一个香港都不如了。”
读完这本书，我又重新审视了我过去瞧不起的伦敦扩建之路，竟然发现了不少值得北京学习的地方：像北京一样，伦敦也是文化古城，但二战之后，伦敦并没有在市中心拆旧建新，而是基本保留老城原貌，精心保护历史古迹，转而在老城周边地区规划了十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虽然后来英国政府换了许多届，但由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主持制定的“大伦敦计划”并没有变，后来建成了一系列周边新城。
现在我逐渐能够品味出伦敦那些老楼陈墙、古街旧巷的韵味了：工作间隙与同事沿泰晤士河散步，无意之间，也许就会踏上莎士比亚曾经走过的某段石板小径；周末与家人去市中心看戏，蓦然回首，也许就会与铜雕王尔德的那双忧郁眼睛对视……
如果伦敦也去模仿纽约，在市中心大举拆除历史建筑，兴建摩天楼群，拓宽石板小径，扩建立体大道，那伦敦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Poor New York（蹩脚的纽约）。
其实，就连没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美国人，也在拼命地保护自己那点儿可怜的文物。
我还记得，2002年我去美国费城旅游，曾经参观过一个当地导游极力推荐的博物馆。我花钱买了门票，但进入馆内，转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不是因为我不耐心，而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博物馆” ，其实不过是一个只有寥寥几间“展厅”的普通民居——它是美国独立之初缝制美国第一面国旗的一个普通女裁缝的住宅。我仔细端详每一件展品，而且把展品的英文说明通读了两、三遍，也没用够半个小时。
我想，北京粤东新馆如果辟成一家博物馆，展品肯定要比美国费城的那家“博物馆”丰富，购买门票的游客肯定也要比我更加感到“票有所值，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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