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如题所述

一个人的房间安静,思绪却不止不息,踯躅于进取的激昂和退守的无助之间。在充满喧嚣与桎梏的时代,经由一本书,走近充溢“自由”与“寂寞”的德国古典大学,两相比照,心中的苦闷与不忍,个体的无奈与悲凉,在夜色里,令人深痛。

执教北大的陈洪捷老师,我于2017年11月24日在北京初见,书扉上的签名留下了相识的印记。他在这样一本书里,以引领十九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德国古典大学观”为主题,探讨德国大学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思考中国大学制度引进的中介与凭依,致力于理解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源和本质。

十七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学,深陷危机。僵化的课程与沉闷的课堂,侵蚀着中世纪以来大学存续的合法性基石。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在法国表现为高等专门学校的建立,以及古典传统大学的式微。德国的大学,亦处于这种衰落之中,“教学的主要形式仍然为宣讲,即按规定的教材照本宣科并进行解释、评论和论辩……但实际上只是从原则到原则的教条式辩论”。

旧大学的危机,催生了新大学的萌芽。十八世纪中叶,启蒙运动在德国的繁荣,用“人类理性”和“宗教宽容”开启了以哈勒大学与格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新路。“学术自由以及对学术探索的鼓励,可以看作是哈勒和格廷根大学所代表的大学观念的核心内容”。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诗人席勒与哲人康德,以及谢林,立足时代提出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初步表述。席勒以“谋生型学者”与“哲学型学者”对知识界加以划分,认为后者“他们仅以学术本身为追求,而不以学问为达到世俗目的的手段;并能融会贯通、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科学,也正是日后德国大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康德则在《学院之争》一文中,论证了哲学院的独立性与特殊使命,认为“它只关心科学的利益,反映理性的声音,而理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从而与神学、法学、医学院的政治职能相区别。谢林作为另一位代表,反对片面的专业教育,强调“哲学”的学习,从而“使人的精神从片面教育的狭隘中解放出来,使之升入普遍和绝对的王国”。这些观念,为柏林大学的建立与新大学观的形成提供了铺垫。

大学的德国世纪,“生于忧患”。1807年拿破仑大败普鲁士,普国一半国土割让,七所大学丧失,国家限于危难。困境之中,普鲁士锐意改革,洪堡主持的柏林大学建设,即为其中的一项。这所为了重塑德国文化自信与地位的学府,于1810年9月29日正式开办。它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追求经济独立和学术自由,超越了启蒙思想的功利主义,体现着新人文主义的大学观,从此开启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

返观洪堡与柏林大学,无法避让“洪堡神话”的褪魅。主持筹办的洪堡在柏林大学开学之前,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作为他的办学纲领,落实的程度也值得怀疑,但他的名字,却永远与那个辉煌的时代关联。深察他的贡献,当在于通过学术圈的勾联,与席勒、施莱尔马赫等人交流,通过行政的职权,实现了理念与制度的互动,奠定了德国古典大学理念与实践光大的基础。

洪堡的大学,兼具双重任务,即“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强调“研究与教学统一”的原则。施莱尔马赫在《德国特色之大学断想录》阐述了自己的大学观念,认为大学的目标,在“一种在整体中探求事物的能力和态度”。他用中庸的立场,在“为知识而知识”和“为社会而求知”之间进行调和,“大学追求其科学,遵循科学的要求培养学生,既可繁荣科学,也同样可以满足国家对官吏的需要,而且,如上所述,接受过科学精神熏陶的官吏于国家更为有利”。发表《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费希特,也是古典大学理念的支持者。他强调大学是发展理性的重要机构,且神性给人类的启示即依托于大学,科学的修养与道德的修养是大学培养的两个方面。与洪堡不同,他认为大学不从事科学研究,因为“哲学作为知识的纯粹形式关心的是知识的有机整体,而科学研究总被看作是对某一特定对象的探讨”。古典大学的知识观念,在此表现为侧重广泛和整全。

从人物的思想到机构的建设,德国古典大学的特质,集中在修养、科学、自由和寂寞四个核心概念。这种基于韦伯“理想类型”的抽象概括,以一种片面的深刻,抛弃某些,突出一些,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德国古典大学。所谓“修养”,它强调人的独立价值和自由发展。作为人的“内在生长”,它对抗“外在目标”,“它体现出一种对永恒的、超越时空的人的理想的追求,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科学”在德国古典大学观念中,意味着“未被穷尽、而且永远无法穷尽”的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它自为目的,与大学不可分割。尤其,“科学作为修养的媒介也同样具有宗教和神圣的性质”。关于自由,理想主义思想家从个人修养的能动性与科学探索的无穷性,针对国家而提出的要求:“大学观的论者普遍认为国家与科学性质迥异,任何国家的介入都会给科学带来负面作用”。最后的“寂寞”,关乎行为的取向与精神的状态。这种疏离感,表示与政治、经济、社会的适当距离,“寂寞首先与精神的自由相联系,纷扰的社会生活会使人失去其精神的独立性”。当“走出象牙塔”的呼声高涨,如此的态度,令人怀想。

研究的落脚,以韦伯的卡里斯玛理论作为观照,通过对神圣典范和超凡魅力的人物分析,转入卡里斯玛组织的研究。“德国古典大学观这种由精神而制度、由内而外的革命性力量即具有典型的神功特征”。德国古典大学理念的实施过程中,强调纯粹精神的活动,而在“组织化”和“程序化”方面发生欠缺。“德国大学具有一种反组织、反程序化的明显倾向,注重最终的成就和创造,而忽视建立通向目标的程序化规则,大学的学术活动普遍被认为不可置入某种组织的框架之内,是‘不可规则化’的”。这种基于使命与责任的道德感召,充满“以学术为志业”的坚定,在集权的体制内持守自由,发挥了个人的创造与科学的探索,却在组织建设方面陷入困境。当卡里斯玛的魅力褪变为学术工厂的现实,英美式的大学组织,成为了新时代的标志。德国神话,随着一战与二战的硝烟,逐渐沉寂……

原本还有蔡元培对德国大学观的接受以及北京大学改革部分,我想还是留到中国近代大学萌发的部分再行叙述。为了一门尚在“襁褓”之中的通识课,也是殚精竭虑,任重道远。或许在这个无奈的时代,总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志趣,在知识上有所补充,努力完成普及的工作。文中说,科学的感召之下,一种“特有的使命般的激情,使其平静的公职生活有了崇高的英雄主义色彩”。这个时代,这样的色彩,更多是西西弗式的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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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11-11
德意志民族的哲学才能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哲学贡献自不必多言,精深繁复的德国古典哲学奠定了现代人的哲学基石,对于现代人来说,不懂得德国古典哲学,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哲学的思想源流与精神走向。

笔者计划在“读书笔记”的模块中,分别对创始人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进行介绍,此文仅以概论的形式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总体脉络进行梳理。

至18世纪末,德国资本主义开始缓慢发展,且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影响和法国革命的政治刺激,保守谨慎的德国资产阶级也开始在动摇和犹豫中胆战心惊地主张推翻封建秩序,并且转向内心深入彻底地探寻人性和社会。由于深受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思辨精神影响,热衷形而上的德意志民族骨子里藏着思辨传统,且擅长抽象思维,对于神秘而精深的思想探索存在着强烈的好奇心,同时又受到流行思潮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认真研读西方哲学发展史,会发现自德国康德后,西方哲学明显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哲学家关注的重点,逻辑性更强,体系更严密,思想更精致,不再是普通人也能自学的学问,但同时又充满着时代和生活的气息,其“批判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起点。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一开始便关注“主体能否正确认识客体,即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问题,但主体如何能符合于客体?”康德受休谟“怀疑论”的影响,我们所能知道的只限于在我们的知觉和印象中呈现出来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现有知识中所认为的那些规律和法则都只能归于主观心理上的习惯联想,没有确定不移的客观性。主体如何能符合客体?如果把客体理解为“自在之物”,即对象本身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终极实在,那么它就是不可知的。只有把客体理解为由主体自己建立起来的对象,即“现象”,主体才有可能认识这个客体,符合这个客体。所以主体之所以符合客体首先还是由于客体是符合于主体的,即非“自在之物”,即由先天的主体综合经验性材料而造成的作为“现象”的对象。康德坚持只是在现象中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解决主体和客体的认识关系问题,自在之物的“本体”属于没有任何认识论意义的道德实践领域,形成道德的形而上学。

费希特与康德不同,将主体能动性延伸到“自在之物”的本体领域,把认识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合为一体。费希特也认为客体是符合于主体的,但是并不需要先综合经验性材料,而是由自身创造它的活动经验,所以经验性材料是由自身活动而产生的。自身的行为会导致客观的经验后果,便会造成客体对主体的制约,这样“自在之物”就被纳入了主体的活动范围,成为了由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建立的客体,自此主体与客体的矛盾首次在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达到了全面的统一。但是费希特的理论并没有完全合理地解释主体如何产生客体,毕竟从主体产生客体可以视为一种唯心主义者的过度“幻想”。为了解决这一致命缺陷,费希特又设定了一个“绝对自我”来统一主体与客体,从而转向了客观唯心主义。

谢林站在费希特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上,将“绝对同一”视为主客体绝对无差别的原始状态。这里的“绝对同一”应该就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直接来源。主体、客体、物质、精神、自然和人都是“绝对同一”中产生的,自然界是包含主体性质在内的客体,人是包含客体性质在内的主体,通过其实践力量实现自身的价值,最后在艺术直观(或者个别人的天才)中重新达到主体和客体的彻底的统一,这样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在相互包含和相互产生中取得了和谐。但这种绝对同一的究竟为何?如何去把握这种绝对同一状态?带着无法言说的神秘主义的色彩。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顶峰,也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精神集大成者。黑格尔赞成谢林“绝对同一”的观点,但是认为应该依靠逻辑和理性去理解去能动性,而非所谓“艺术直观”或者“个人天才”。黑格尔采用了概念自我否定的辩证逻辑。“同一”意为与差异不同,有着自我否定的本性,同一包含差异,正是由于内在的差异的矛盾运动,形成了物体运动的内在根据。在黑格尔的精神世界中,他的内容逻辑不仅是运动的,也是历史的,这种历史是有规律的、合乎逻辑的过程。自然界、人、社会历史和精神生活的各种形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构成了“绝对精神”的普遍实体,大概可以理解为是从“绝对精神”中产生这一完整体系。在黑格尔的观点中,主体产生客体,客体继续进行创造,主体和客体完全是一个东西。也有人认为,“绝对精神”创造的现实止步于黑格尔时代,它的主观能动性被窒息在封闭的体系中,黑格尔的体系是一个向后看的闭合系统,并没有考虑未来发展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可能正是因为黑格尔哲学内在激发的创造性才导致被称作巍峨耸立、防卫森严的黑格尔哲学的分化与解体。

费尔巴哈用“感性”突破了黑格尔封闭的体系,所谓“感性”是作为理性根基的人“类”的感觉,非个人的感觉,此区别于休谟的“人性论”;同时,费尔巴哈的感性的自然原则结合时代背景渗透了人本主义精神,在自然中保留了人的情感和美的自然主义,此又区别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原则。黑格尔直接抛开了人的“感性”,而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主要是“感性直观”和“感性存在”,把人的存在直接当成了人的本质,离开人自由创造的可能性来谈人的存在,最终使得感性这种解放要素成了人的束缚。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费尔巴哈的‘感性的转向’为马克思在新的基础上解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问题准备了前提,并从此使哲学走出了形而上学封闭体系的惯性,而日益自觉地成为了开放系统上的一个个‘路标’。”
第2个回答  2020-11-11
德国古典哲学应该是圣经里的,古希腊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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